商业秘密完全手册（之三）

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救济途径
一、侵犯商业秘密权的种类
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类型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和《刑法》第219条都有规定，体现在不当获取、不当披露和不当使用，主要有以下一些方式。

第一，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即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不正当手段”应以公认的商业道德和合乎常理的行为方式为标准，凡以违反商业道德、超越合理界限的方法获取商业秘密的，均构成侵权。也可借鉴国外的立法，如美国《统一商业秘密法》在排除正当手段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不正当手段，其中正当手段包括独立发现、以反向工程发现、在商业秘密所有人授予的使用许可项下发现、从公开使用或展出的产品中观察得来、从公开的文献中得到五种。

第二，不正当地披露或使用，即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这种侵权行为建立在第一种行为的基础上，往往是不正当获取行为的目的行为，至于行为的主观动机则不影响侵权性质的认定，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一般以非法谋利为目的，而披露的动机常常是为报复他人、或以挤垮竞争对手为目的，性质更为恶劣一些。只要对不正当获取的商业秘密加以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均为侵权行为。

第三，违反信任关系的披露或使用，即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这种形式一般是违反合同附随义务等内容的规定。
第四，第三人恶意获取和使用，即第三人在明知或应知商业秘密系由非法手段得来，而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善意第三人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不直接承担法律责任，判断善意的要分析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属于明知或应知商业秘密的来源为非法以外，还应有明确的时间标准，一旦商业秘密权利人将第二人非法窃取或违约披露等事实通知善意第三人，其善意即自行终止，商业秘密权利人发出的通知是划分善意与恶意第三人的时间标准。

二、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救济
从我国现行法上保护商业秘密法律规定相应的法律救济途径可分为四种方式，即民法上的救济、劳动法上的救济、行政法上的救济和刑法上的救济。

1、民法上的救济
民法上的救济，即依据民法上的规定请求违反保密协议的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害商业秘密的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民法上的救济的请求权基础是合同或者侵权行为。根据商业秘密保密合同负有保守秘密的一方当事人违反保密合同约定，泄露或者擅自使用其知悉的商业秘密，即违约，权利人可以违约为由起诉。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规定，其他人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披露、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即属侵害他人的商业秘密，权利人可以提起侵权之诉。从民事责任的形式看，最常采用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失两种方式。关于损失赔偿额的确定，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额计算；另一种是在损失额难以计算时，以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利润作为赔偿额。

2、劳动法上的救济
这种方式只使用本公司雇员或者前雇员，雇员违反企业商业秘密的规章制度、劳动合同中的保密条款、保密合同或者竞业禁止合同约定，给企业造成损失的，企业可以依据劳动法的规定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违反上述约定的雇员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行政法上的救济
根据《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暂行规定》的规定，当企业认为其商业秘密受到侵害，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查处侵权行为，企业因损害赔偿问题也可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出调解请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进行调解。

4、刑法上的救济
根据刑法第219条的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和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处以上七处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侵犯企业的商业秘密的行为构成犯罪，权利人可以向公安机关控告，要求立案侦查，追究其刑责任。在追究刑责任的同时，权利人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华为原职工王××等3人曾任职硬件工程师并参与了华为公司光网络设备的研发工作，在职时分别与华为公司签订保密协议，离职时也曾与华为签订《离职员工承诺书》。但秦××在离开华为公司时，将用光盘拷贝的涉及华为公司不为公众所知的部分技术机密文件带走。华为公司断然采取了刑事手段，深圳南山区法院就华为前员工窃密案一审判决，认定3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的纠纷在科技业界并不少见，但像华为商业秘密案中这样动用刑事诉讼手段的却非常少见。该案作为在全国知识产权领域极具争议、颇具代表性的案件，对类似商业机密或商业纠纷案件的处理具有积极意义。

三、商业秘密侵权的认定　　
（一）行政认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第5条第3款规定，权利人能证明被申请人所使用的信息与自己的商业秘密具有一致性或者相同性，同时能证明被申请人有获取其商业秘密的条件，而被申请人不能提供或者拒不提供其所使用的信息是合法获得或者使用的证据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根据证据认定被申请人有侵权行为。

（二）司法认定
商业秘密权利人主张他人侵权时不仅要证明对方实施了获取、披露或使用涉讼信息行为，而且要证明该信息来源于自己，如果直接证明信息来源于原告，从实践和证据的角度来看都是非常困难的。为平衡双方的利益关系，司法实践中一般以推定的方式认定：由原告证明双方信息相同以及被告接触原告信息可能的事实，推定被告信息来源于原告，除非被告证明自己信息另有来源。这种推定一般被简称为“相同＋接触－合理来源”的认定方式。接触，一般指接触的可能，在有员工跳槽的条件下，只要员工有接触的可能性即推定为信息来源于原告，而接触的内容为原告诉请保护的秘密；合理来源包括公知信息、自行开发、反向工程所得、受让以及不知他人获取、披露非法而使用等，这些均构成被控侵权人的法定抗辩理由。

四、商业秘密涉及的法律规定
1、《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规定了商业秘密的定义和侵犯商业秘密的类型；
2、《刑法》第219条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的罪状和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
3、国家经贸委《关于加强国有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工作的通知》中关于正确理解商业秘密的定义，合理认定商业秘密的范围的规定。
4、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共12条，以下简称12条规定）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作了具体的规定。
5、《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商业秘密构成要件问题的答复》对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进行了规定。
6、原国家科委《关于加强科技人员流动中技术秘密管理的若干意见》对商业秘密和竞业禁止作了细致的规定。
7、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违反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第5条关于雇员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密事项，对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按《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支付用人单位赔偿费用的规定；第6条关于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雇员，因获取商业秘密给原用人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该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8、《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劳动争议案中涉及商业秘密侵权问题的函》第2条关于由于雇员未履行保守商业秘密的内容，造成用人单位商业秘密被侵害而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并依据有关规定和劳动合同的约定作出裁决作了明确的规定。

作者：王瑜，知识产权公司首席律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电话：010－51662214，电子邮件：lawyerwy@263.net。

从“高晓松醉驾案”谈“危险驾驶罪”的共犯问题

最近，因“危险驾驶罪”是否一律入罪的问题，包括人民日报、京华时报、检察日报、新浪网在内的多家媒体竞相报导，而包括法官、法学教授、律师及普通网民在内的各群体的看法也可谓是“百家争鸣”。前不久，笔者也特意写了一篇博文《驳“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条件”》，以阐述笔者对此问题的看法。该博文部分观点随后被有关媒体引用。笔者对于“危险驾驶罪”是否一律入罪的问题不再赘述，现主要阐述“因醉酒驾驶问题涉嫌的‘危险驾驶罪’中存在的共犯（本文中“共犯”均指“共同犯罪”）问题”。

所谓“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即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参加共同犯罪时，不论其分工如何，参与程度如何，所有共同犯罪人的行为总是有机联系的，在整个犯罪的链条中，这些行为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如实行行为与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等构成的共同犯罪。

现结合高晓松醉驾案进行分析：

一、假设与高晓松一起喝酒的朋友A先生在明知高晓松开车前来时主动劝其喝酒，且在高晓松准备开车回家时未加以阻止，从而发生被判“危险驾驶罪”的情况下，A先生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问题。
笔者认为，A先生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其劝酒行为应该属于高晓松“危险驾驶罪”的帮助行为，属于帮助犯。帮助行为，是指为其他共同犯罪人实行犯罪创造便利条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行为。

首先，从主观方面分析，A先生明知高晓松开车前来，也应知高晓松有开车回去的可能而劝其喝酒，并在明知高晓松驾车回家的情况下未加以阻止，从而放任了其危险驾驶罪的发生，在刑法理论上可以称之为“间接故意”。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有意放任，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指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不包括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放任是以行为人认识到危害结果具有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这种或然性为前提的，如果行为人已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结果而又决意实施的，则根本不存在放任的可能，其主观意志只能是属于希望结果的发生的直接故意。

其次，从客观方面分析，A先生确实实施了劝酒行为，并对高晓松醉酒驾车行为起到了一个推动或者帮助的作用，且在其醉酒驾车时未及时阻止，置该醉酒驾车行为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

再次，从犯罪客体方面分析，A先生所帮助的实行行为（即高晓松的醉酒驾驶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为公共安全（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综上分析，A先生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但由于A先生在该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性的作用，属于从犯，根据刑法第27条第2款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二、假设高晓松的朋友B先生做东请高晓松等二、三个好友一起喝酒，但B先生并未劝酒，只是在高晓松醉酒之后将其送上车或者目送其开车回家，B先生的行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问题。

笔者认为，B先生也应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

理由为：B先生在客观上为高晓松的醉酒行为提供了帮助，而且喝酒的人数少，B先生应尽到注意的义务。而B先生在明知或应知高晓松醉酒的情况下开车会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即会触犯“危险驾驶罪”）而未加阻止或将其送上车，说明B先生在主观上应当知道这种犯罪行为会发生但却放任（或希望）这种犯罪行为发生，主观上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故意。

结束语：

中国的酒文化博大精深，俗话说：“无酒不成席”。但是笔者认为：无酒虽不成席，但因为喝酒开车丢了性命或者使他人丢了性命，那都是让亲人痛不欲生的事情。正所谓“司机一滴酒，亲人一滴泪”。

醉酒驾车是否一律入罪，如今已成为大家谈论的焦点。那么我现在想提醒的是：请勿将醉酒驾车的责任让驾驶者一个人扛着，如果您是他的朋友，在他喝酒时您就应该及时制止，或者在他喝醉酒开车时也要极力制止。不管您是否真的会构成犯罪，但他毕竟是您的朋友。


作者：北京市博颢律师事务所 徐勇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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