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
（2011年9月30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河道管理，保障防洪安全和排涝通畅，改善水生态环境，发挥河道的综合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河道（包括江河、溪流、湖泊、人工水道、行洪区，下同）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等活动。
河道内的航道，同时适用有关航道管理的法律、法规。
第三条 河道管理应当服从防洪总体安排，全面规划，统筹兼顾，保护优先，综合治理，合理利用。
河道管理实行按流域统一管理与按区域分级管理相结合的体制。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河道管理工作的领导，将河道管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加强河道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保障河道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所需经费。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河道的主管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河道的监督管理。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流域或者区域设立的河道管理机构，按照规定职责承担所辖河段的相关管理工作。
发展和改革、国土资源、城乡规划、建设、环境保护、农业、渔业、交通运输、海事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河道管理的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需要设立河道管理机构，配备相应管理人员，按照规定职责做好本区域内河道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做好本区域内河道的清淤疏浚和保洁工作。
村（居）民会议可以制定村规民约或者居民公约，引导村（居）民自觉维护河道整洁。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水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河道管理的宣传教育，普及河道保护的相关知识，引导公众自觉遵守河道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第二章 河道规划和建设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本行政区域内河道水系、水域状况等基础调查工作，建立和完善河道档案，加强河道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第九条 省内河道划分为省级、设区的市级（以下简称市级）、县级、乡级河道。
钱塘江、东西苕溪、甬江、椒江、瓯江、飞云江、鳌江的干流及其重要支流和京杭运河浙江境内段为省级河道，具体河段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划定并公布。
市级河道由设区的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划定意见，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公布。县级河道由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划定意见，报设区的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公布。乡级河道由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划定并公布。
公布的河道名录，应当包括河道名称、起止点、河道长度以及水域面积、主要功能等内容。
第十条 河道建设、清淤疏浚、岸线、水域保护等河道专业规划，是河道建设、保护、利用和管理的依据。
编制河道专业规划应当符合流域综合规划、区域综合规划，并与航道、渔业等规划相衔接。
第十一条 省级河道的专业规划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征求省相关部门意见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其中，起止点在同一设区的市范围内的省级河道的专业规划，省人民政府可以决定按照市级河道专业规划编制和批准。
市级河道的专业规划由河道所在地设区的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征求相关部门和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县级和乡级河道的专业规划由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征求相关部门和设区的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河道专业规划的修改应当由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二条 编制和修改城乡规划，应当注重规划区内原有河道的规划保护和新河道的规划建设，注重发挥河道在防洪排涝、涵养水土、美化环境、保护生态、传承历史等方面的功能。
城市新区和各类开发区的建设涉及河道水域的，应当符合水域保护规划。确需改变水域保护规划占用河道水域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和权限修改水域保护规划。
第十三条 河道建设应当服从河道建设规划，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防洪、通航等标准以及其他有关技术要求，保障堤防安全，注重河道水生态系统的保护、恢复，改善河道的防洪、灌溉、航运等综合功能，兼顾上下游、左右岸，保持河势稳定，维持河道的自然形态，不得任意截弯取直，不得任意改变河道岸线，不得填堵、缩窄河道。
河道建设包括开挖河道、拓宽河面、修堤护岸、筑堰建闸等建设工程。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河道建设规划，编制河道建设年度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河道建设年度计划应当明确建设项目的项目名称、建设内容、实施主体、建设期限和资金筹措等相关内容。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水利、航道、市政工程等建设计划、项目的协调，整合利用各项建设资金，统筹兼顾水利、航道、市政、水土保持等功能，提高建设资金的综合使用效益。
河道同时属于五级以上限制性航道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河道建设规划、河道建设年度计划和航道规划、航道建设计划，组织水行政、交通运输等部门按照相应技术规范要求实施河道、航道的建设。
第十六条 河道建设工程的设计、施工和监理按照《浙江省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条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加强河道建设工程的质量管理和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保证工程建设质量和生产安全。
第十七条 河道建设用地应当列入当地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根据河道建设规划需要拓宽河道、新增建设用地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国土资源、城乡规划等部门划定河道规划保留区。
河道规划保留区内不得从事与防洪抗旱和河道建设无关的工程项目建设。特殊情况下确需建设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审批建设项目选址方案时应当事先征求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第三章 河道保护
第十八条 有堤防河道的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以及两岸堤防和护堤地。
平原地区无堤防县级以上河道的管理范围为两岸之间水域、沙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以及护岸迎水侧顶部向陆域延伸不少于五米的区域；其中重要的行洪排涝河道，护岸迎水侧顶部向陆域延伸部分不少于七米。平原地区无堤防乡级河道的管理范围为两岸之间水域、沙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以及护岸迎水侧顶部向陆域延伸部分不少于二米的区域。
其他地区无堤防河道的管理范围根据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确定。
河道的具体管理范围，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规定标准和要求划定并公布。其中，省级河道的管理范围在公布前应当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市级河道的管理范围在公布前应当报设区的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第十九条 省级河道入海河段的河海分界线，由省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市级、县级河道入海河段的河海分界线，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依据有关规定划定并公布。
第二十条 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公布的河道管理范围设置界桩和公告牌。公告牌应当载明河道名称、河道管理范围以及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和限制的行为等事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损毁界桩和公告牌。
第二十一条 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河道堤防、护岸以及水闸等水工程的安全检查和维修养护，及时消除鼠洞、蚁穴等隐患，修复管涌、滑坡等险段，保障水工程运行安全。
新建、改建航道而修筑的护岸和收费航道的护岸由航道管理机构和收费航道经营管理者分别负责维修养护。
第二十二条 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堤防、护岸绿化工作，防止水土流失，美化河道水域环境。堤防、护岸的绿化应当采用对堤防工程和生态环境无负面影响的本土植物。
第二十三条 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堤防、护岸的保护要求，会同航道、海事管理机构设立限制航速的标志。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发布相应的限制航速的通告。
通行船舶应当遵守限速规定，不得超速行驶。
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在河道新建、改建或者扩建排污口的，应当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水功能区不同河段水质状况的监测，并按照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要求和水体自然净化能力，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该水域的限制排污总量意见。
第二十五条 禁止损毁堤防、护岸、闸坝等水工程建筑物和防汛设施、水文监测和测量设施、河岸地质监测设施以及通信照明等设施。
第二十六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建设住宅、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厂房等与河道保护和水工程运行管理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
（二）弃置、倾倒矿渣、石渣、煤灰、泥土、泥浆、垃圾等抬高河床、缩窄河道的废弃物；
（三）堆放阻碍行洪或者影响堤防安全的物料；
（四）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或者高秆作物；
（五）设置阻碍行洪的拦河渔具；
（六）利用船舶、船坞等水上设施侵占河道水域从事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七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爆破、打井、钻探、挖窖、挖筑鱼塘、采石、取土、开采地下资源、考古发掘等活动的，不得影响河势稳定、危害堤防安全、妨碍河道行洪，并事先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八条 对壅水、阻水严重的桥梁、引道、码头和其他跨河工程设施，根据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改建或者拆除。造成建设单位合法权益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补偿。
对河道范围内阻碍行洪的障碍物，按照谁设障、谁清除的原则，由防汛防台抗旱指挥机构责令限期清除。逾期不清除的，由防汛防台抗旱指挥机构组织强制清除，所需费用由设障者承担。
第二十九条 禁止围垦河道。河口地区因江河治理需要围垦的，应当经过科学论证，经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已经围湖造地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进行治理，有计划退地还湖。
第三十条 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河道定期进行淤积情况监测，并根据监测情况制定清淤疏浚年度计划，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清淤疏浚年度计划应当明确清淤疏浚的范围和方式、责任主体、资金保障、淤泥处理等事项。
淤泥利用应当经无害化处理，符合保护环境和保障人体健康、人身安全的要求。
第三十一条 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河道保洁实施方案，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河道保洁实施方案应当明确保洁责任区、保洁单位的条件和确定方式、保洁要求和保洁费用标准、保洁经费筹集和监督考核办法等内容。
第三十二条 河道保洁单位应当按照河道保洁责任要求，落实保洁人员和任务，保证责任区范围内的河道整洁。
河道内的病死动物及病死动物产品，保洁单位应当运送至无害化处理公共设施运营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确定专门的保洁单位对河道内的病死动物及病死动物产品进行统一打捞和运送。
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河道保洁工作的监督检查，督促保洁责任的落实。
第三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做好本区域内河道堤防、护岸的维修养护和河道的清淤疏浚、保洁等工作，加强日常巡查，劝阻破坏堤防安全和污染水面的违法行为。对劝阻无效的，应当及时报告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四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定保障本行政区域内堤防、护岸维修养护以及河道清淤疏浚、保洁和日常巡查所需费用。
欠发达地区河道堤防、护岸的维修养护以及河道清淤疏浚、保洁所需费用，省级财政应当给予补助。
第四章 涉河建设与作业管理
第三十五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防洪工程、水电站和其他水工程，应当符合流域综合规划和防洪规划，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的规定，取得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签署的规划同意书。
前款规定的建设工程不符合流域综合规划和防洪规划的，水行政主管部门不得签署规划同意书。
第三十六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防洪工程、水电站和其他水工程以及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取水、排水等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应当符合防洪要求、河道专业规划和相关技术标准、技术规范，严格保护河道水域。
修建前款规定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办理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前，将工程建设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进行审查时，应当进行科学论证。必要时，应当举行听证会，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第三十七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工程建设活动，不得妨碍防洪度汛安全。施工单位应当在开工前将施工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其中，因施工需要临时筑坝围堰、开挖堤坝、管道穿越堤坝、修建阻水便道便桥的，应当事先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施工单位应当承担施工范围内河道的防汛安全责任。因施工需要建设的相关设施，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结束后或者使用期限届满前予以拆除，恢复河道原状。
因工程建设活动对河道工程及其配套设施造成损害的，建设单位应当及时组织修复；造成河道淤积的，应当及时组织清淤。
第三十八条 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做好河道砂石资源的调查，编制河道采砂规划，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告后实施。规划采砂的河道同时属于航道的，编制河道采砂规划还应当同时会同同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采砂规划涉及上下游、左右岸边界河段的，由相关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协商划定采砂河段，报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协商不成的，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划定。
采砂规划应当明确禁止开采、限制开采、可以开采的区域和可以开采的数量、期限。
第三十九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采砂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依法申领采砂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
河道砂石开采权，应当按照规定采取招标等公开、公平方式出让。河道砂石开采权出让方案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制定；出让方案应当明确采砂范围、数量、期限、作业方式、作业时间和弃渣弃料处理、采砂场所恢复、违约责任等。
第四十条 从事河道采砂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采砂作业场所设立公示牌，载明采砂范围、期限、作业方式、作业时间等，并设置警示标志。
从事河道采砂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的要求进行采砂作业，加强生产安全管理，服从防洪调度，保证行洪安全。河道采砂作业不得危害水工程安全和航运安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擅自移动、损毁河道管理范围的界桩或者公告牌的，由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恢复原状，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禁止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未经批准从事爆破、打井、钻探、挖窖、挖筑鱼塘、采石、取土、开采地下资源、考古发掘等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逾期不改正或者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防洪工程、水电站和其他水工程以及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护岸、道路、渡口、管道、缆线、取水、排水等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其工程建设方案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有关手续；逾期不补办或者补办未被批准的，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逾期不拆除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承担，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工程建设方案修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施工单位在开工前未将施工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临时筑坝围堰、开挖堤坝、管道穿越堤坝、修建阻水便道便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施工单位未按要求恢复河道原状，或者建设单位未按照要求修复受损河道工程及其配套设施或者未及时进行河道清淤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擅自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没收作业设施设备。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从事河道采砂的单位或者个人未按照规定设立公示牌或者警示标志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未按照规定要求从事河道采砂作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吊销采砂许可证。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水政监督检查人员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以进入现场进行检查，调查取证，制止违法行为。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如实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无故拖延。
第五十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或者区域河道管理机构以及其他履行河道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
（二）未按规定履行河道建设、清淤疏浚和保洁等职责的；
（三）未履行本条例规定的监督管理职责造成较严重后果的；
（四）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行为。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采砂作业设施设备，包括采砂船舶、挖掘机械、吊杆机械和分离机械以及用于采砂作业的其他工具。
第五十二条 省和设区的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河道，河道两岸绿化、河道清淤疏浚、保洁和日常巡查等工作由省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及其水行政主管部门承担。
城市人民政府确定相关部门管理的城市内河，由相关部门依据规定的职责对河道实施管理。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规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具体管理权限，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五十四条 蓄洪区、滞洪区的建设和管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五条 河道内的水资源调度、取水许可、水污染防治、水工程安全管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执行。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1992年12月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办法》同时废止。
秦汉时期的判例法研究及其特点
何勤华
中国法自诞生之日起，就比较重视成文立法的工作。春秋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以成文法为武器（如郑国的子产铸刑鼎、邓析编竹刑，晋国赵鞅的铸刑鼎等），战胜奴隶主贵族阶级，上升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统一了中国的秦国全面采用奉行成文法主义的法家理论（如《韩非子·心度》称：“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以及汉承秦制等一系列特定因素，使中国最终走上了法典化国家的道路。
另一方面，奉行成文法主义的中国，也始终没有抛弃判例，否定判例在司法实践活动中的作用。相反，中国从秦汉时期开始，就明确认可判例的法律效力，并开展了对判例法的研究活动。
一
秦汉时期中国的判例法研究活动，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秦代的延行事
在中国，早在商代，在司法审判实践中，便已出现比照先例予以处罚的情况（《尚书·盘庚》：“有咎比于罚”）。到了西周，进一步出现了表示判例的“御事”等用语。（注：参见武树臣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210页。）至春秋战国时代，判例的运用进一步频繁，对司法审判活动的影响也更为扩大，《左传》和《国语》等文献中曾多处记载了这些运用判例的事件。（注：参见汪世荣：《中国古代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但先秦时期判例的运用，都只能理解为是判例法的萌芽。判例法的正式出现，是进入秦汉时期审判组织发达和诉讼活动规范化以后的事情。（注：武树臣和汪世荣都认为，中国在进入成文法时期即战国以前，曾经历了一个判例法时期。此观点似可商榷。笔者认为，中国在进入成文法以前，主要是适用习惯法，是一个习惯法时期。因为习惯与判例尽管有许多相同点，但判例法主要是与法院的审判活动一起成长的，而战国以前，中国的审判组织和审判制度尚处在萌芽时期。）
秦代的判例称为廷行事（少数场合也称“行事”）。在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廷行事多处出现。它是在秦王朝成文法没有规定，或者虽有规定但需要变通或修改，或者使法律规定更为具体和明了等情况下被使用的。从秦墓竹简中我们可以得知，廷行事在秦代已具有法律渊源的地位。
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完整的秦代判例法的汇编或对判例进行研究的作品，但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对廷行事的熟练运用的情况可以推知，当时对廷行事已有了某种汇编，司法官吏对其也都知晓。
（二）汉代的引经决狱和决事比
进入汉代，判例法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秦代通行的廷行事，至汉代并未完全消失。《汉书·翟方进传》记载：“时庆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赎论。”注引刘敞云：“汉时人言‘行事’、‘成事’，皆已行、已成事也。”（注：转引自汪世荣：《中国古代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另一方面，在汉代又出现了新的判例形式：决事比。尤其是董仲舒的引经决狱活动，更是赋予汉代的判例法以全新的时代特征。（注：廷行事和决事比的称谓虽不同，但其内容是一样的，都是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比照以往的判例作出新的判决。然而，引经决狱除了在技术层面上与此相同外，还显示了强烈的价值取向，即试图通过引经决狱，将司法活动的各项原则纳入到儒家的法学世界观之中。这是汉代的判例法区别于秦代判例法的地方。）
1.汉代的引经决狱
据《后汉书·应劭传》记载：“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春秋决狱》至宋以后即已失传，散见于各史籍，现在所能看到的仅剩下三事：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董）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注：语见《诗·小雅·小宛》，意思为螟蛾有幼虫，蜾蠃（guo
luo，一种细腰的土蜂＜寄生蜂＞）将其捉回巢。由于蜾蠃产卵于螟蛉的幼虫体内，吸取其养料，蜾蠃的后代即从螟蛉的幼虫体内孵出，所以古人误以为蜾蠃养螟蛉为子，并进一步将螟蛉引申为蜾蠃的养子。）《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子，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
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侮辱）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注：以上均见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4页。）
上述判例，第一个依据儒家“亲亲相隐”作为判案的原则，只是扩大了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从自然血亲扩大到拟制血亲）；第二个判例强调了儒家的父慈子孝，以及父母子女关系中的事实上的扶养、赡养关系，并以此限制了汉律杀父罪的适用范围；第三例则强调了犯罪人的主观动机，再次肯定了儒家的“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的原则。
除董仲舒之外，汉代的其他官吏也频频运用儒家的经义来处理重大的狱讼案件。
（淮南王刘安谋反事发）胶西王（刘）瑞议曰：（淮南王刘）安废法度，行邪僻，有诈伪心，以乱天下，营惑百姓，背畔（叛）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将，将而诛。”（刘）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当伏法（《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梁王刘立骄横放纵，没有节制，甚至一天之内犯法达十一次，还与姑妈刘园子通奸）有司案验，因发淫乱事，秦（刘）立禽兽行，请诛。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春秋》为亲者讳，今梁王年少，颇有狂病，始以恶言按验，既亡事实，而发闰门之私，非所以为公族隐讳。天子由是浸而不治（《汉书·文三王传》）；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ｚｈàｏ＠①，（注：颜师古注曰：“ｚｈàｏ＠①，旌旗之属，画龟蛇曰ｚｈàｏ＠①。”）衣黄ｚｈāｎ＠②ｙú＠③，著黄冒（帽），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注：颜师古注曰：“公车，主受章奏者。”）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隽）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注：颜师古注曰：“蒯聩，卫灵公太子。辄，蒯聩子也。蒯聩得罪于灵公而出奔晋。及灵公卒，使辄嗣位。”辄继承王位并拒绝蒯聩回国一事，得到了《春秋公羊传》的肯定。）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迭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徭（由）是名声重于朝廷（《汉书·隽不疑传》）。
在这些案例中，第一个以《春秋》大义中“臣下不得伤害君主，伤害者必诛”（臣毋将，将而诛）的原则，为处理淮南王刘安谋反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个以《春秋》中“为亲者讳”作为包庇梁王刘立的理由。第三个判例则以《春秋》记叙的辄拒绝蒯聩回国继位的事例，作为逮捕冒充卫太子的根据。由于《春秋》包括其他的儒家经典内容极为丰富，所以统治阶段可以从中寻找各种各样的根据和理由，来处理一些疑难案件。据程树德汇集，除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之外，汉代其他重大的引经决狱案件还有二十多起。（注：参见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5～170页。）
引经决狱（“春秋决狱”），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一方面，引经决狱是汉代士大夫（儒者）实现其公平正义之社会理想的一个途径，如前述董仲舒审理的第三个案例，如果按照汉律的客观归罪原则，判决误伤父亲乙的儿子甲为殴父罪，处以枭首的话，那肯定是极不公正的。另一方面，引经决狱弥补了制定法的不足，在法律、法规都阙如的情况下，依据儒家经义使案仲得以妥善处理。此外，引经决狱也为当时已经甚为酷烈的司法实践注入了一股慎刑、德治和教化的活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严刑峻法的局面。
但是，引经决狱也具有相当的消极性。首先，董仲舒在引经决狱中确立的“原心定罪”的原则，即使对封建的法制而言，也是极具破坏力的。尤其是该原则运用到极端之后，甚至出现了“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注：桓宽编：《盐铁论·刑德》）的状况。其次，在引经决狱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用封建正统的法学世界观来任意改变法律的规定，从而使本来就不稳定的法律进一步失去其应有的严肃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为法律虚无主义开了门户。再次，引经决狱使儒家思想中许多消极因素（如“三纲五常”等）得以扩张，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人们的思想控制。
2.汉代的决事比
在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比，既是一种比较成事或相关法律进行判案的行为，也是所引用的案例、成事本身。《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八年》称：“择善而从之曰比。”在《汉书·刑法志》“所欲活则傅（附）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句下，颜师古注曰：“比，以例相比况也。”在“奇请它比”句下，颜师古注曰：“奇请，谓常文之外，主者别有所请以定罪也。它比，谓引它类以比附之，稍增律条也。”在《礼记·王制》“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条下，郑玄注曰：“小大，犹轻重。已行故事，曰比”。（注：《十三经注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3页。）决事比，就是可以引为审判依据的案例和成事等。
决事比的运用，在西汉时期就已较广泛。《汉书·刑法志》称：汉武帝即位后，“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注：颜师古曰：“见知人（知道他人）犯法不举告为故纵，而所监临（监督法律执行的官吏）部主（犯人所在部门的主管官员）有罪并连坐也。”）缓深故之罪，（注：孟康曰：“孝武《汉武帝》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宽缓。”）急纵出之诛。（注：颜师古曰：“吏释罪人，疑以为纵出，则急诛之。”）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注：颜师古曰：“浸，渐也。”）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