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现代企业的主要形式，是社会经济的基本组成单位。 2005 年修订的公司法进一步明确了公司法律关系中各主体的相关权利与义务，以规范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现笔者以有限责任公司为研究对象，针对公司纠纷中有实体权利却无相应程序回应? 虽有司法救济但适用程序错位等问题，在坚持能动司法理念的基础上，契合社会矛盾化解的重点工作，分析构建公司纠纷略式程序之理论可行性及现实必要性，并提出具体程序之设计。
一、实践困惑：公司纠纷救济程序缺失或错位
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自行救济不力
2005 年修订的公司法赋予了公司更大限度的自治权利，但由于现代公司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公司所有权归属于股东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却由公司的权力机构负责。在公司自治过程中，一旦各参与人之间以及内部各机构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且超出了可控制的范围，公司内部自我调节机制就可能失灵，自行救济不力，形成公司自治僵局。
诸多实体权利缺乏相应司法救济程序回应程序法与实体法在总体上应保持协调一致，赋予实体权利的同时，应保证相应的诉讼或非讼程序予以救济，否则实体法规定的权利可能落空。但公司法在赋予公司法律关系各主体实体权利的同时，民事诉讼法却没有在 2007 年修订时作出呼应。虽然最高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股东可要求公司出具出资证明书、履行变更登记等权利作出了规定，加大了司法介入力度，以弥补公司法及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足，但面对大量的公司纠纷，如对股东会召集、高管解任、异议股东回购的股价确认等问题缺乏相应的救济程序，司法救济手段力不从心。
单一诉讼程序应对复杂纠纷导致程序错位
商事交易重在简便、迅捷，对于公司而言效率是第一位的。但当前的公司纠纷诉讼中，除破产案件及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规定公司强制清算纠纷为特别程序外，其余公司诉讼都是通过普通诉讼程序审理。 而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和传统民商事纠纷相比，由于公司的主体地位、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三者之间经常发生重叠、交叉、制约和混同，当事人制度、诉讼标的、既判力等均有特殊性，[1]在公司诉讼纠纷中其诉请的内容也相对多元，包括诉请作为的如提供会计资料供查阅，诉请不作为的如停止侵犯知情权等。 在制作这类案件的判决书主文时，判决内容无先例可循，不仅要合理确定当事人的义务，还要考虑判决的可执行性，如何作出科学、恰当且无歧义的表述非常困难。[2]
二、理论依托：域外经验与本土国情之结合
域外经验：程序二元分离适用与相互交融的趋势从世界各国现行有关程序制度的分类和设置来看，最为基本的立法规定形式标准无外乎有两个：[3]一是根据审理事件的性质，即案件是否涉及民事权益之争，是诉讼事件还是非讼事件。 二是根据审理的方式、形式，即案件的审理程序是否采用通常的全部程式、形式和方式。在这两个标准中，前者是民事诉讼程序制度构建的最为基本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民事诉讼制度分为了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两大类型，即程序二元分离适用论。 非讼制度以及公司诉讼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或者地区，如日本、德国、法国及美国等国家对公司非诉纠纷的处理及程序有较为成熟的立法成果与经验。后者是为了适应解决纠纷需要而特别设定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民事诉讼程序又分为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略式程序。随着民事纠纷的形态日益多样化、复杂化以及价值追求的多元化，逐渐出现诉讼法理和非讼法理交融趋势，并形成了所谓的程序法理的交错适用论，许多国家在立法上也逐渐认可了诉讼程序与非诉程序的交错适用。
本土国情：能动司法与社会矛盾化解之契合
笔者认为，在借鉴域外的先进经验基础上，必须以我国国情为依据。 针对大量的公司纠纷，能动司法和社会矛盾化解之契合正是构建公司略式程序的现实动因。
1.司法能动介入与公司自治之边界
在我国，坚持能动司法具有丰富的内涵，是新形势下人民法院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必然选择，是司法工作应遵循的运行规律。在公司纠纷中，虽然尊重公司自治是基本价值取向，但公司毕竟没有解决问题的最终权威，所以必须设置有效的外部调节机制，以弥补公司内部运作系统的缺陷。当公司僵局出现时，国家用外部力量介入的主要路径之一是赋予当事人充分的诉讼权利，使其在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发动司法救济，从而通过司法介入破解公司治理的僵局。 因此，司法能动介入是必然选择，有利于减少摩擦、促成合作、解决纷争以及约束主体行为。 问题是如何把握司法能动介入与公司自治的边界。 笔者认为，公司法属于私法，首先应遵循私法自治原则，司法不能任意加以干预。 惟有公司内部救济用尽时，司法介入才是必要。 同时，司法干预可分为程序性干预和实体性干预，一般而言，法院尽可能不启动实体性干预。如在公司股东会未对股利分配作出决议的情况下，股东的诉求应当是请求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利润分配事宜，而不能是请求法院判决利润分配，替代公司股东会作出利润分配方案。法院的司法活动应当是一种程序性监督，即法院的任务是告知或者帮助当事人启动该项内部救济程序，而非直接帮助当事人安排权利义务。 法院只在例外情形下才直接参与公司内部权利义务的具体安排——进行实体性干预。 这种例外情形通常是公司内部自治失效，公司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平。[4]
2.能动司法在公司纠纷中的具体体现
公司诉讼是在公司运行过程中，因公司相关利益主体违反公司法律关系中特定的权利义务而引发的适用特殊程序的民事诉讼。[5]当前的公司诉讼是通过裁决纠纷、平息矛盾为公司运行扫除障碍的事后型、间接型作用机制。 对于许多公司纠纷是否属于司法管辖的范围存在很大争议。以股东请求分配利润为例，有的法院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有的法院则判令公司于一定时间内召开股东会对利润分配进行表决，还有的法院根据公司可分配利润与原告股东的持股比例直接判令公司履行有关支付义务。[6]由于司法介入过于被动，导致大量的公司矛盾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地化解。因此，在公司纠纷中强调能动司法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略式程序，扩大当事人权利的可诉性范围，统一公司纠纷的裁判程序及裁判尺度，凸显司法机制对公司自治的干预。 如果一般诉讼程序保障公司运作不过是出于法院裁判民商事纠纷的天然职责，那么，以特别程序提前介入则更充分体现了法院对公司运作的积极司法支持。[7]因此，构建公司纠纷略式程序，由司法直接采取相应的措施提前介入公司纠纷，能够迅速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使公司能够迅速恢复正常运行，是能动司法理念在化解公司矛盾中的具体体现。 但该略式程序并不以公司利益主体间权利义务争执的裁判为目标，主要体现为程序性干预，即帮助当事人或强制公司启动内部救济程序。
3.社会矛盾化解之现实需求
当前对于公司矛盾的化解主要依靠公司内部机制的治理和自我调节，但一旦公司内部运转出现问题，内部机制往往救济不力，公司陷入僵局，需要司法能动介入。通过设计简便的程序规则，使权利人之间的关系因确定而简化，也使法院既能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体现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处分原则，又能保证司法公正。 因此，可在选择性借鉴和吸收国外非讼程序处理公司纠纷的经验基础上，根据公司纠纷的特殊性，结合我国的国情及特别程序的规定，构筑本土化的公司纠纷略式程序。 笔者认为，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一样，虽然都是需要通过法院的裁判来达到定纷止争的效果，都是司法救济手段，但“非讼”从一般字义理解为“不是诉讼”或“没有诉讼”，且我国目前并没有按程序二元法理将民事诉讼程序分为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但对于特别程序已有规定。 而略式程序是为了适应纠纷需要而特别设定的程序，在当前普通诉讼程序、简易诉讼程序的基础上，根据公司纠纷的需要而特别设立公司纠纷略式程序，更符合我国的诉讼程序划分标准。
三、制度建构：中国语境下的公司纠纷略式程序之设计
民事诉讼作为纠纷的一种解决机制，实现公平与正义是其永恒的追求与最高价值目标，但在实现正义的过程中，同时也要考虑时间、费用等成本因素。 当今世界各国的司法改革都试图在司法的正确处理与诉讼成本之间寻找妥当的平衡点，努力为各类纠纷设置与之相适应的诉讼程序，以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1.模式 。 虽然理论界对我国公司纠纷建构非讼程序或特别程序提出采用职权（探知）主义，即当事人申请启动非诉程序或略式程序后，由法院依据职权控制程序的推进、证据的调查收集及实体处理。 但笔者认为应采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相结合之模式，其中当事人主义主要体现在：由当事人申请来启动程序，当事人可以申请撤回，也可以自认或和解、终结诉讼等等。 因为略式程序主要是解决公司法律关系中各主体所拥有的合法的、 没有争议的权利是否符合行使条件，因此，对于公司法律关系中各主体的权利，如股东知情权，在股东提出申请后，当然也可以与公司自行和解，也可以放弃；至于确认公司的某种状态，如公司是否应予解散，如果公司股东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延长经营期限而使公司继续存续而避免解散，申请解散的股东当然可以撤回申请；对于是否应予清算，如股东已自行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申请人当然也可以撤回清算申请，不申请撤回的，法院可裁定终结强制清算。 职权主义主要体现在：程序的运行采职权运行主义，即为防止诉讼迟延，提高诉讼效率，一旦受理后法院对诉讼程序的推进?程序事项的处理及证据的采信和事实的认定等，应当持积极的干预态度，法院可以依职权加以收集和调查，充分地发挥职权裁量的作用。[8]
2.适用范围。 第一，适用前提。 笔者认为，公司纠纷略式程序所适用的案件有二个前提条件：一是对申请人所享有的实体权利无争议，仅是请求行使权利，或是要求确认公司某种状态如公司解散?清算的出现；如对权利有争议，则需要另行通过诉讼程序来确权。二是已经穷尽内部救济程序。目的之一是为了尊重司法自治，避免司法介入不当，二是为了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第二，具体范围。公司法律关系中各主体享有无争议的权利，但行使需要其他主体协助，在穷尽内部救济仍无法解决的，或者公司经营过程中出现某种状态影响公司存续而需要确认等，可申请通过公司纠纷略式程序寻求司法救济。具体范围包括：股东知情权、股东表决权、股东请求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之权利、 股东请求公司决定分配股利或公司剩余财产之权利、 股东优先认缴出资权、股东要求公司签发出资证明或股票之权利、股东要求公司在股东名册中记载为公司股东之权利、股东要求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之权利、 股东要求公司任免或解除高管之权利、 股东请求确认公司决议不存在或撤销公司决议之权利、 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中股价评估申请之权利、 公司要求股东或高管履行公司法所规定的相应义务之权利? 股东请求确认公司解散之权利（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除外）、公司清算等等。
3.管辖。 虽然公司纠纷中涉及股东之间或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内部纠纷较多，但由于公司特别诉讼案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和时效性，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将公司纠纷纳入专属管辖范畴，规定由公司住所地的基层法院对公司纠纷的第一审案件行使专属管辖权。
4.立案受理。 我国现行的受理案件审查程序实行实质审查制，不仅要审查其起诉要件，而且要部分地审查诉讼的实质要件即审判要件，包括原告的主体资格、法院的管辖权限、法院的受案范围，立案审理程序过于严格。 对于公司纠纷略式程序，应采取宽进严出的规则，属于公司法案件特别程序的可适用登记立案制，[9]即只要申请人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经形式审查即予受理，进入审理程序。
5.审判组织。 在公司纠纷略式程序中，对于审判组织的规定，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中有关特别程序的审判组织的相关规定，除重大疑难案件需要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外，对于一般的纠纷，以独任审判为原则，如登记事项的确认、股东会召集权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等等。
6.程序。 经当事人申请法院登记立案后，进入略式程序。如果当事人所请求事项清楚明确，则无须公开开庭审理，经书面审查后直接作出裁定；如需要核实权利是否无争议?某种状态出现的条件是否具备等，可以给予被申请方异议期间，并根据需要召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举证听证。 如有必要，可决定进行开庭审理。 一般情形下，由申请人就其请求权的存在?公司某种状态的出现承担举证责任，被申请人就申请人是否具有请求权或某种状态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有必要，法院可依职权主动调查核实相关事实。
7.裁判。 裁判方式：第一，略式程序一律适用裁定。第二，请求事项获得支持的，根据裁定发出强制令。 如股东申请召开股东会的请求经法院审查符合召集条件的，则裁定发出强制令，强制公司于规定期限内召开股东会。 第三，请求事项未获支持的，裁定驳回。[10]同时，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决定是否赋予上诉权。 一般情况下，基于公司纠纷案件的性质及略式程序的特征，在审级上实行一审终审制。 但如果裁定不当或后来发生情势变更，则申请人或公司均可重新提出申请，法院可以撤销或变更原裁定。 如股东知情权纠纷，发出强制令时申请人具备股东资格，但嗣后股东已转让股权丧失股东资格的，则公司可以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原裁定。 又如对要求召集股东会分配股利纠纷，如因公司提出不分配股利有正当理由而被裁定驳回，但后来当情势发生变更，分配股利的条件已成就时，申请人可重新提出申请，法院可以重新作出裁定。 但对于某些案件，如因被申请人提出请求权基础不存在或某种状态不存在而被驳回申请的，则应赋予上诉权，同时行使释明权，告知申请人可另行提起普通诉讼程序进行确权。
8.救济措施。 经略式程序审理后，或裁定作出强制令；或驳回申请。 驳回申请的，申请人可通过上诉或另行提起普通诉讼程序进行救济。但实践中可以预测，法院作出强制令后公司或股东不愿执行强制令的不在少数，该如何救济？如股东知情权纠纷，公司拒绝提供账册?原始凭证的，股东请求分配利润而被拒绝的，公司拒绝办理变更登记或出具出资证明的，公司拒绝召集股东会的等，笔者认为，申请人可再次提出申请，法院可据此直接作出裁定，强制变更公司登记，撤销股东决议；对于法院无法直接裁定强制执行的，则申请人可据此要求退股或公司解散。



注释: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1]傅郁林：“建构公司法特别程序的初步思路”，载北大法律信息网，2011 年 3 月 25 日访问。
[2] “‘全国法院公司法理论与实践论坛’ 透露公司案件审理面临九大困境”，载 http：//news.sohu.com/，2011 年 3 月 25 日访问。
[3]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44—545 页。
[4]蒋大兴、金剑锋：“论公司法的私法品格——检视司法的立场”，载《南京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
[5]奚晓明、金剑锋：《公司诉讼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 页。
[6]“‘全国法院公司法理论与实践论坛’透露公司案件审理面临九大困境”，载 http：//news.sohu.com/，2011年 3 月 25 日访问。
[7]赵蕾：“司法介入公司自治的第二条道路——公司特别诉讼的基本程序”，载 《法学论坛》2011 年第 1期。
[8]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27 页。
[9]奚晓明总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裁判规范与案例指导》2010 年卷，法律出版社 2010 年 8 月版，第 337—338 页。
[10]奚晓明总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裁判规范与案例指导》2010 年卷，法律出版社 2010 年 8 月版，第 338 页。



出处:《人民司法》2012年第13期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南方区域跨省（区）电能交易监管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南方区域跨省（区）电能交易，促进电力资源优化配置，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以下简称电监会）《关于促进跨地区电能交易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05〕292号)、电监会《跨区跨省电力优化调度暂行规则》(电监输电〔2003〕20号)、《跨省（区）电能交易监管办法（试行）》(电监市场〔2009〕51号)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南方区域跨省（区）电能交易以保证电力系统安全为基础，实行合同的刚性与交易的灵活性相结合，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作用，统筹兼顾交易各方的利益。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南方区域跨省（区）电能交易行为，跨省（区）电能交易包括长期合约交易及灵活交易。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南方区域”，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省（区）。

第二章 交易主体及职责
第五条 跨省（区）电能交易的交易主体包括售电方、购电方和输电方。其中，售电方为组织本省（区）发电企业集中外送的省级电网企业及国家统一分配电量的跨省（区）送电的发电企业；购电方为省级电网企业；输电方为南方电网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

第六条 南方电网公司负责组织南方区域跨省（区）电能交易。在政府授权范围内，售电方负责组织落实电能资源，购电方负责落实电能消纳市场。输电方负责输电通道畅通。

第三章 长期合约交易
第七条 长期合约交易方式包括：省（区）电网企业间的长期合约交易及国家统一分配电量的跨省（区）发电企业直接参与的长期合约交易。其中，省（区）电网企业间的长期合约交易包括：政府框架协议主导形成的长期合约交易及省（区）电网企业间协商确定的长期合约交易。

“西电东送”交易适用于政府框架协议主导形成的省（区）电网企业间的长期合约交易。

第八条 省（区）电网企业间的长期合约交易。购售电省（区）电网公司及输电方协商一致，于每年11月份前签订下一年度的年度合同（以下称年度合同），约定每月交易电力电量、96点送受电特性曲线等。政府框架协议对合同签订、交易电量和送受电曲线等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年度合同执行过程中，交易主体经协商一致可对月度电量及送受电曲线特性进行调整，并以补充协议的方式予以确认。政府框架协议对年度合同执行过程中的调整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因不可抗力导致水电出力不足无法履约，且购售电省（区）用电均有缺口时，月度电量可按不高于售电省（区）水电出力不足导致的本省（区）限电比例的原则进行调减。

第九条 国家统一分配电量的跨省（区）送电的发电企业直接参与的长期合约交易。发电企业应与购电方、输电方按照电量分配原则或有关协议、《电网企业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监管办法》（电监会令第25号）等规定签订长期购售电合同。

第四章 灵活交易
第十条 灵活交易方式包括：根据电力系统需要开展的短期、临时交易；合约电量转让（置换）交易；辅助服务补偿交易等。

第十一条 交易主体可根据系统运行情况，开展短期、临时电能交易。

（一）短期交易：购售双方协商签订季度、月度的电能交易合同进行交易。

（二）临时交易：购售双方事先约定交易条件，签订合同，授权电力调度交易机构直接开展交易。

第十二条 跨省（区）水电临时交易按电监会《南方区域跨省（区）水电临时交易方案（修订版）》组织实施。

第十三条 购电方或售电方经合同其他方同意，可将合同的部分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方，并签订有关转让协议，按《南方区域发电权交易指导意见（试行）》组织实施。

第十四条 跨省（区）电能交易的辅助服务补偿按电监会《南方区域发电厂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组织实施。

第五章 价格与网损
第十五条 长期合约交易购售电价格执行国家批复价格。短期及临时交易的价格通过交易主体协商、挂牌等市场方式形成，并报政府有关部门、电力监管机构备案。

第十六条 长期合约交易的跨省（区）输电价格及送端电网的输电价格按照国家的批复价格或有关规定执行。

国家未批复或未规定输电价格的，可由输电方与送、受电方按照有利于跨省（区）电能交易的原则协商确定，并报国家有关部门、电力监管机构备案。输电价格一经确定，应保持相对稳定。

第十七条 跨省（区）输电网损及送端电网的输电网损按照国家批复的标准或有关规定执行。国家未批复或未规定的，可以前三年同期同电压等级线路的平均输电损耗为基础，由送、输、受三方协商确定，并报国家有关部门、电力监管机构备案。

　第六章 交易执行
第十八条 调度交易机构以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为前提，按照合同约定及交易结果安排运行方式，制定年度、月度和日交易计划。当出现输电阻塞时，按照长期交易优先短期交易，短期交易优先临时交易的原则调度。

第十九条 交易主体应服从电力统一调度，遵守电力调度规章制度，严格按照日计划负荷曲线送受电。

第二十条 签定、撤销、变更或终止交易协议、合同或相关条款，须经各方协商一致。影响政府框架协议履行的，须经双方省（区）政府或授权部门同意。

第二十一条 电费结算与支付的程序和时限应符合电力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

　第七章 违约与补偿
第二十二条 在年度合同执行中，允许实际购售电量与年度合同约定电量有一定的偏差。超出允许偏差的部分，责任方应向合同其他方支付补偿违约金。年度合同应约定允许偏差幅度、违约界定方式及补偿标准。政府框架协议对允许偏差幅度、违约界定方式及补偿标准等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二十三条 区域电力调度交易机构负责界定违约责任，计算违约电量。

第二十四条 由于以下情况之一妨碍合同一方履行的任何义务，该方可免除或经合同其他方同意延迟履行其义务，免于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一）不可抗力事件，包括火山爆发、龙卷风、海啸、暴风雪、泥石流、山体滑坡、水灾、冰灾、旱灾、火灾（因故意造成的除外），超设计标准的地震、台风、雷电、雾闪等，以及核辐射、战争、瘟疫、骚乱等；

（二）国家调整“西电东送”相关政策、规划等；

（三）政府框架协议约定的其它情况。

第八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电力监管机构会同政府相关部门建立南方区域跨省（区）电力交易评估制度，定期或不定期组织交易主体、调度交易机构召开会议，对跨省（区）的交易情况进行评估，研究交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应对办法供有关省（区）政府参考。

第二十六条 交易主体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可向电力监管机构申请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可以通过仲裁或诉讼解决。

第二十七条 电力监管机构对跨省（区）电能交易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编制并发布监管报告。

第二十八条 长期合同在签订后的十个工作日内，短期合同在签订后的三个工作日内，由合同各方报电力监管机构备案；临时交易合同由合同各方在交易发生前报电力监管机构备案。

第二十九条 信息的报送与披露。

（一）电力企业应按照《电力企业信息报送规定》（电监会令第13号）、《电力企业信息披露规定》（电监会令第14号）的要求，向交易主体披露并向电力监管机构、政府有关部门报送“西电东送”电能交易的有关信息。

（二）购、售、输电主体应于每月15日前按长期、短期、临时等交易类型报送及披露上月实际购售电量及电价、输电费用及损耗、电费结算、违约补偿等购售电合同执行情况。

（三）区域电力调度交易机构应报送及披露以下信息：

1．在签订长期合同前20个工作日，签订短期合同前5个工作日报送及披露：

（1）跨省（区）电能输电通道的输送能力、电网阻塞情况、输电设备投产运行情况；

（2）分省（区）年度、月度电力电量供需预测及本年度、本月度电力电量供需实际情况。

2．每月15日前报送及披露上月合同履行情况，包括购售电量及电价、输电费用及损耗、电费结算、违约及免责、合同转让（置换）等情况。

3．每月25日前报送及披露下月的月度交易计划及计划编制说明，每年12月报送及披露下年度的年度交易计划及计划编制说明。

第三十条 交易主体及调度交易机构要保留跨省（区）电能交易的调度、交易记录，包括交易电量、价格、输电价格、输电损耗、购电来源、售电去向、联络线关口计量数据、电费结算情况等内容，接受电力监管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九章 罚则
第三十一条 交易主体或调度交易机构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电力监管机构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签定、撤销、变更或终止交易的协议、合同或相关条款无效。

第三十二条 交易主体或调度交易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的，按《电力监管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 交易主体或调度交易机构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的，按《电力监管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 电力监管机构可以向社会公布交易主体、电力调度交易机构违反规定的行为及处理情况。

第十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实施。





【来源】电监会市场监管部 　
【日期】2010-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