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224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情况比较突出，合同诈骗罪作为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常见罪名，如何与民事欺诈行为划分开来，涉及到当事人权利的维护与法律适用。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存在诸多类似，往往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以“非法占有目的”为认定标准，也是以此作为判断罪与非罪的界限，而往往对非法占有的法律特征和构成要件存在一定的分歧，给定罪带来困惑。
为准确把握合同诈骗罪的主客观要件特征，清楚划分合同诈骗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律师整理如下识别要点及注意事项：
一、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区别：
民事欺诈中，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会有一些虚假不实的言语和行为，这与合同诈骗罪中的客观行为及方法极为相似，司法实践中正确区分具有重要意义，否则有可能将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罪混同，造成放纵犯罪或错误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不良后果。
两者的区别主要是：
1、 主观目的的不同：合同诈骗罪以签合同为名，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民事欺诈虽然主观上有欺诈，但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主观上以追求谋利为目的。
2、 行为性质不同：两者都有欺骗行为存在，但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民事欺诈主要是违背诚信原则，虽然客观上当事人也采取欺骗方法，却是在履行合同的前提下的欺骗，行为的目的只是出于谋利，使相对人产生错识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意思表示；合同诈骗罪是想利用合同达到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犯罪行为人本质上没有承担合同义务的诚意，而是意图使对方单方履行主要合同义务，非法将其财物占为已有。
3、 欺诈的手段和程度不同：民事欺诈通常比较直接，有一定的限度，只要对方当事人加强警惕，多数是可以避免的；合同诈骗罪的手段更加隐蔽和恶劣，如伪造身份证明签约等，被害人往往难以防范和避免。
从司法实践看，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关键。刑法列举了合同诈骗罪客观方面的五种行为，如果有证据能证明有这些行为存在，原则上可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同时还需要综合考察以下因素，最终确定主观特征：
一是、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履行合同能力是基础，如果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故意夸大履约能力，合同订立后不努力创造条件履行合同，这种情况应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订立合同时无履行能力，但事后经过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且有积极的履行行为，或行为人有部分能力或提供了担保，但由于某些原因造成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合同，应属于民事欺诈。
二是、行为人履约行为：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一般没有履行合同行为，即使有部分能力，也是为诱骗对方当事人，意图使对方当事人交付财物而将其非法占有，如果行为人有履行能力，并为履地合同做了客观努力，即使未能完全履行，也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三是、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行为人如果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部分用于挥霍或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携款逃匿等，应当推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也应认定为民事欺诈。
四是、行为人事后态度：如果行为人事后积极挽救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损失，能主动承担违约责任或制订还款计划保证履行，则不应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行为人不采取积极措施补救对方损失，不承担违约责任，甚至推拖责任或有逃匿行为的，一般应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合同诈骗罪。
二、单位犯与自然人犯的区别：
根据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未作为单位犯罪起诉的单位犯罪案件处理精神，审判程序并无不当，但由此反映的单位犯与自然人犯在司法中突显的问题，合同诈骗罪的主体构成即有单位又有个人，二者区别是：
一是、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主体不同；
二是、行为人是否为单位利益、体现单位整体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实施合同诈骗罪的行为在主观上是否为单位利益，客观上所得利益是否归属单位。单位行为必须是以单位决策机构决定或认可的行为，看该行为是否经过单位决定或认可，是否体现单位的整体意志，客观上是否表现为单位以其人力或财力实施。
三是、单位犯罪中，如果个人有部分分赃，即有单位人员将合同诈骗所得财物的一部分归单位所有，一部分归个人所有，则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构成和共同犯罪情况认定。
三、交易次数在定性中的作用：
多个主体、多个法律关系并存的情况下，在单次业务中，行为人在某一业务中使用欺诈手段，将另一方持有的财物占为已有并处分，此行为本身来看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客观特征。如果考虑这一行为发生的具体背景，业务联系过程，或将业务放在整体背景下，或有其他第三方的利益参与，这种情况下，对此行为要慎重评价。合同诈骗罪是主客观统一的整体，是行为与结果的有机整体，应同时重视或考查对规范的违反和对利益的侵犯两方面。
四、采取欺诈手段签订合同，将所得款大部分用于合同履行的情况，如何定性：
行为人获得财物后，进行了履行合同的努力，并非签订合同后听任不管，或采取转移、隐匿资产，使合同根本不能履行或不具备履行条件，这种情况下，容易发生错误推断。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基本反映不履行合同的故意，则应当推定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把获取的财物又投入履行行为或履行中介活动，而不是用挥霍、偿还债务或携款逃匿，没有明显的侵吞合同款的行为，这种情况下即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亦很难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不宜按合同诈骗罪处理。
五、受害人未受实际损失对定性的影响：
实践中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履行合同时使用了如冒用他人名义，虚假出资等欺诈手段，但受害人基于对土地增值、市场供求与风险市场因素的合理预期，通过商业运作和经营活动，获得了收益，同时合同目的得以实现，当事人并没有因为行为人欺诈行为而受到损失，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客观方面可能具有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欺诈特征，此时应当立足于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情况分析，不以个人的手段为判断标准。合同诈骗罪保护的客体是财产权，而不是交易中的诚实信用，不能因为一方在交易中有不诚实的行为，就认定为诈骗犯罪，如果最后没有造成另一方当事人财产损失的话，不以合同诈骗罪追究责任。
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行为人骗取财物没有从事非法活动，而是用于履行合同以外的正当用途的情况，实践中，确实存在一些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但也不愿意履行合同，而是想利用合同得到当事人的财物，用于解决自身生产经营中的问题，待问题得到解决后再归还财物，在问题尚未解决以前，以各种理由拖延归还，这种情况属于“合同骗用”，对此，有人认为对于合同骗用行为，应当区分临时骗用与长期占用拒不归还分别处理。临时骗用的情形是，行为人想利用合同作应急之用，渡过困难期后归还，并无永久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行为人有归还诚意和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同时行为人还必须确有解决困难和承担责任的实际行动。长期占有不还的情形：随时间推移，行为人采取打欠条、切断联系等方式拖延履行合同，将合同款用于偿还债务或其他经营项目。相当长的时间内拒绝履行，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明显，表面上看行为人没有挥霍、潜逃等侵吞合同款的行为，但实际上行为在对方多次推促下，具有偿还条件却不归还，仅仅是口头上承诺履行，事实上却以种种理由拖延或搪塞，长期占有他人财物，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人的财物所有权表面上没有明显被完全剥夺，但长期拖欠与占用的行为，事实上已经占有他人财物，所有权处于事实被夺的状态，具有完全被剥夺的现实危险，依法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七、法律价值体现：
合同作为经济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纽带，对市场经济的完善和社会有序运行起着巨大作用，合同诈骗罪是伴随着合同制度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新型欺诈经济犯罪，扰乱了市场秩序，侵害了公民个人合法财产所有权，违反了国家管理制度，必须依法打击。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禁止或避免欺诈行为是不可能的，交易中的许多欺诈行为无法都用刑法手段规制，大多数靠当事人自身避免。因此，从法律上将此类行为分为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绝大多数此类行为以民事法律进行调整，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合同当然无效，如果损害的不是国家利益，则赋予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行使撤销权，如果行为人未能通过法律程序撤销的，合同仍然有效。立法如此规定的目的是维护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以便更多地保仿受害方的利益，被害方如果认为受欺诈而与行为人订立合同，其可依法通过民事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
从刑法的角度看，刑法作为社会规制行为的最后防线，根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和处理，能够用其他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尽量不用刑法手段，刑法作为所有社会体系中最具强制力的法律手段，也不是万能的，必须以其他手段结合起来，才能有效维持社会秩序。
合同纠纷、欺诈纠纷、合同诈骗都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不断变换反复出现，因此在办理合同诈骗类犯罪案件时，依据刑法规定的内容，根据几种情况相互之间的界限，准确区分和认定，对实践中错综复杂的案件，在考察案件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进而对该行为属于民事还是刑事进行分析判断，还可以根据案件能否以民事手段来维护被害人的财产权、是否确有必要动用刑法手段，作为认定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的考查点之一。北京天依张生贵整理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70号


　　《广州市爱国卫生工作规定》已经市政府第14届1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公布，自2012年6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陈建华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广州市爱国卫生工作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爱国卫生工作，提高社会卫生管理水平，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城乡爱国卫生工作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政府组织、分级负责、部门协调、全民参与、科学治理、社会监督、分类指导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爱国卫生工作的领导，把爱国卫生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完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推行农村环境卫生城市化管理，使社会总体卫生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适应。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爱国卫生工作经费，将爱国卫生工作经费纳入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并逐年加大农村环境卫生管理经费投入。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城市卫生长效管理机制，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成果，组织开展健康教育、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控制吸烟、农村改水改厕、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和农村垃圾收集处理等工作以及星级卫生街道、爱国卫生模范单位、无吸烟单位、卫生镇、卫生村等创建工作。

　　第七条　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参加爱国卫生活动。

　　第八条　市、区、县级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组织、协调、指导本辖区内的爱国卫生工作。

　　市、区、县级市爱卫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爱卫办)是同级爱卫会的办事机构，负责爱国卫生日常工作。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明确专(兼)职爱国卫生工作人员，负责爱国卫生日常工作。

　　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负责组织本辖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参加爱国卫生活动。

　　第九条　爱卫会实行成员单位分工负责制。各成员单位应当根据各自职能和爱卫会职责分工，共同做好爱国卫生工作。

　　第十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在当地爱卫会的统一指导下，开展本单位的爱国卫生工作。

　　第十一条　每年4月为广州市爱国卫生活动月，4月22日为广州市爱国卫生行动日。

　　爱国卫生活动月期间，各级爱卫会应当结合当地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和公众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开展爱国卫生活动。

　　爱国卫生行动日当天，各级爱卫会应当集中开展爱国卫生专题活动。

　　第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广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要求，落实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履行其责任区内的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各级爱卫会应当每月组织检查、考核和监督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的落实情况。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工作体系，加大健康教育综合协调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健康教育工作，倡导“健康先行”理念，培养、提高城乡居民的卫生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

　　各单位按照下列规定做好健康教育工作：

　　(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设置健康教育和卫生知识宣传栏，每年组织开展健康教育；

　　(二)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在社区、村设置固定的健康教育和卫生知识宣传栏，并及时更新内容；

　　(三)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应当经常性地开展爱国卫生知识与健康教育宣传，发布健康教育的公益性广告，并根据爱国卫生工作重点，适时开办专题栏目。在传染病流行或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健康教育宣传工作；

　　(四)车站、机场、码头、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结合实际，设置健康教育和卫生知识宣传栏；

　　(五)学校应当按照《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的要求，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普及卫生知识；

　　(六)各相关单位应当按照《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的要求，将防止烟草烟雾危害教育作为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开展控制吸烟工作。

　　第十四条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和实施农村供水工程建设规划，加强对农村供水工程运行和维护管理，推进城镇供水管网向农村延伸。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因地制宜地组织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通过城镇分散式污水处理管网向农村延伸和建立分散式污水处理系统等方式，提高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能力，确保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每年提高5%。

　　第十六条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农村改厕工作计划，统筹安排项目和资金，并加强对计划实施工作的监督和协调。各级爱卫会应当督促相关单位按照农村改厕工作计划的要求，做好农村改厕工作。

　　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以及辖区内有自然村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农村改厕工作。

　　第十七条　农村厕所应当按照粪便无害化处理的规定标准和要求进行建造或者改造。

　　农村新建住房的卫生户厕应当与住房同时设计、施工。

　　第十八条　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路边、河边、桥边等公共环境无暴露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废弃物；

　　(二)河道、水塘、水沟等水体无漂浮垃圾；

　　(三)墙壁、电线杆、门面、树木无乱贴乱画、乱搭挂；

　　(四)村内家禽、牲畜实行圈养，无散养家禽、牲畜；

　　(五)主要道路两侧和农户门前屋后无乱堆乱放，砖、瓦、石子、沙子等建筑材料堆放整齐；

　　(六)道路硬底化，无土堆、粪堆以及污水坑；

　　(七)下水道系统完善、畅通。

　　第十九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农村村道和公共场地设置果皮箱等环境卫生设施，并按照《广州市卫生村标准》的要求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开展本辖区内的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第二十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合理设置符合环境卫生要求的垃圾收集站(点)，并引导当地居民逐步按照垃圾分类标准分类排放垃圾。

　　农村居民应当在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设置的垃圾收集点排放垃圾，禁止随意排放、乱堆放和焚烧垃圾。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农村垃圾的运输，定期将农村垃圾运输至市、区、县级市指定的垃圾处理场(厂)进行处理。

　　第二十一条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制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方案，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健全落实各项卫生管理制度，提高公共卫生管理水平和总体卫生水平，巩固和发展创卫成果。

　　街道办事处应当制定市星级卫生街道创建计划，按照市人民政府的要求完成市星级卫生街道创建任务。

　　鼓励各单位参加爱国卫生模范单位创建活动。

　　第二十二条　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省、市卫生镇的标准，组织开展创建国家、省、市卫生镇活动。

　　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辖区内的村民委员会、有自然村的居民委员会按照省、市卫生村的标准开展创建省、市卫生村活动。

　　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辖区内有自然村的居民委员会按照省、市卫生村的标准开展创建省、市卫生村活动。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行政村和自然村应当制定创建卫生村计划并推进实施。

　　第二十三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对鼠、蚊、蝇、蟑螂、蚤类等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措施，按照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要求，及时清除积水、垃圾，密封粪池并定期清理，消除病媒生物及其孳生条件，使工作和居住场所病媒生物的密度控制在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范围内。

　　医院、宾馆、饭店、单位食堂、集体宿舍、商场、娱乐场所、机场、港口、车站、公园等人员集中的场所，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建筑工地、农贸市场、粮库、养殖场、废品收购站、垃圾转运站、垃圾处理场、公厕等容易招致或者孳生病媒生物的场所，其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设置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设施，落实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

　　无能力自行进行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委托病媒生物预防控制专业机构进行预防控制。

　　第二十四条　病媒生物的预防控制工作按照以下规定实行责任制：

　　(一)实行物业管理的居住区，由物业服务企业负责；

　　(二)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医院、工厂等单位，由各单位自行负责；

　　(三)临街店铺内，由经营者负责；

　　(四)集贸市场、展览展销场所、商场、饭店等场所，由开办者或者经营单位负责；

　　(五)文化、体育、娱乐、游览、公园、公共绿地和机场、火车站、公共汽车始末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由经营或者管理单位负责；

　　(六)城市轨道交通设施、隧道、高架道路、公路、铁路，由经营或者管理单位负责；

　　(七)施工工地由施工单位负责，待建地由土地使用权人负责；

　　(八)住宅内由业主或者租户负责。

　　前款规定以外区域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由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负责。

　　第二十五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日常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制度，加强病媒生物预防控制信息化管理，落实辖区内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每月至少组织一次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大行动，并督促辖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及时、妥善处理被杀灭的病媒生物。

　　第二十六条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使用的药品、器械，必须符合国家和省、市的有关规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配制、销售、使用国家禁止使用和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灭鼠和杀虫药品、器械。

　　市爱卫会应当建立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的药品、器械采购平台，每年更新合格的药品、器械产品目录，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七条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专业机构应当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并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同级爱卫办备案后，方可开展营利性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专业机构应当按照有关标准和规定组织其从业人员参加业务培训，保证其从业人员具备相应的知识技能。

　　第二十八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部门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定期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制度。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爱国卫生管理的行为均有权举报。

　　爱卫会及其成员单位应当根据爱国卫生工作职责建立举报制度，公开举报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并对举报事项及时处理。

　　第二十九条　各级爱卫会应当加强爱国卫生监督检查，督促辖区内的单位和个人落实爱国卫生措施，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爱国卫生检查活动，定期考核爱国卫生达标情况，并向社会公布。

　　单位和个人应当接受爱国卫生监督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应当在整改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进行整改。

　　第三十条　市爱卫会对达到爱国卫生标准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村、单位授予相应的爱国卫生荣誉称号。

　　市爱卫会对在爱国卫生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三十一条　对取得爱国卫生荣誉称号后卫生质量下降已不符合标准的，由市爱卫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或者改正后仍未达到标准的，由市爱卫会取消其爱国卫生荣誉称号。

　　对弄虚作假取得爱国卫生荣誉称号的，由市爱卫会取消其爱国卫生荣誉称号，追回奖金、奖品，并提请有关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或者处理。

　　第三十二条　在爱国卫生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区、县级市爱卫会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可以提请有关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分或者处理：

　　(一)不履行爱国卫生职责和义务的；

　　(二)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予以整改的；

　　(三)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单位和个人未采取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措施的，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监测，病媒生物的密度超过国家和省规定标准的，告知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对个人处以5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建筑工地、农贸市场、废品收购站等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未设置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设施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生产、配制、销售、使用国家禁止使用和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灭鼠和杀虫药品、器械的，由农业、工商、质监、公安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专业机构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不按有关标准和规定组织其从业人员参加业务培训，未能保证其从业人员具备相应的知识技能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爱国卫生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自2012年6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