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根本违约

耿志宏

合同的全部意义和终极目的在于履行。合同成立生效后，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全面适当地履行合同义务。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主客观世界纷繁复杂，合同得不到履行或者不按当事人 设计履行的状况履行时有发生，因此，全面适当履行合同义务以致臻于完美，毕竟是一种理想。针对不同的状况规定不同的违约形态并设计相应的救济措施是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合同法》第三者107条、第108条将违约形态分为预期违约与实际违约两种，并在94条规定了合同的解除条件。按违约后果的严重程度将违约分为根本违约与非根本违约，是国际上常见的一种方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欧洲合同法原则》对此均有涉猎，本拟就这一问题作出尝试性思考。
一、 根本违约概述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25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失，以致于实际上剥夺了他方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的情况下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根据该公约的规定，如果违约方存在违约行为，而且违约引起的严重程度“实际剥夺了相对方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我国《合同法》所称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即为根本违约。
根本违约的规定可以追溯英国策的普通法，将合同条款分为条件条款与担保条款是英国宾馆法的重要内容。所谓条件条款就是由一个事实陈述或一承诺所构成的合约的实质性重要条款款，如果这一事实陈述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者这一承诺并没有得到履行，受害方将把这种破坏条款的行为视为动摇了合同根基的严重违约而取消合约或提出索赔。
违约形态划分为根本违约与非根本违约有备无患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构成根本违约，受害方就有权利去终止他在合同中所要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同时，向违约方提出索赔，或者并不去终止合同而仅就遭受的损失要求赔偿，即拥有解除合同的选择权。而对于非根本违约，受害方并不能因此终止合同，他只有权就遭受的损失要求赔偿。
比较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与英国普通法，两者在根本违约的构成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公约提出划分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的标准是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对另一方当事人所造成的后果，而不是违约行为本身，即不是以违约人违反合同的何种规定，何种条款为依据判断断续续是否构成根本违约，而英国普通法是以违约人所违反的合同条款的类型来划分根本违约与非根本违约。随着时代的发展，英国普通法的这一传统分类方法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在明确判断某一条款属于条件条款还是担保条款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引入了“中间条款”的概念，破坏这样的条款，其法律后果将视条款的性质及其在个别案件破坏的后果的严重程度而定。法律上的这一突破，使法院与仲裁庭在处理案件时更加灵活。有板有眼人认为，从世界范围看，法律的发展趋势是结果主义的判断标准，然而，笔者闪为，根据意思自治的原则，只要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违反某一条款即构成根本违约，似无必要继续考察其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上否严重，因为其约定内容已足球赛以使违约责任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质和说明力，无须通过违约所造成的实际后果去变更或免除合同规定的违约责任，除非该违约责任明显造成不合理不公平的结果或者与免责条款发生冲突。当然，后者属于合同解释的范畴。
二、 根本违约的构成
传统的英国普通法是通过判断合同条款是属于条件条款或是担保条款来确定是否构成根本违约，这种做法至今仍是英国合同法的重要内容。但合同条款性质的判断并非易事，司法实践中主要判断的方法大致有：1、双方在合同中注明某些条款是条件条款或者实质性质重要；2、成文法的规定，主要是《货物买卖法》；3、通过判例来判断。通过上述3种方式 发生困难时，则通过“中间条款”来判断，违反中间条款是通过违约行为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来作出。而且，现代英国判例上，即使写明“条件条款”或“担保条款”而被法院，仲裁庭推翻的案例亦为数不少。
美国合同法中，普遍适用的概念是“重大违约”或“实质不履行”，违约在何种情况下以及达到何种程度才构成“重大违约”是一个事实问题，即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裁量的问题而非法律问题，在决定这一问题时，法院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是：违约的受害方有权期望从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在多大的程度上被剥夺了，尽管美国法上的“重大违约”理论与英国法上“条件 ”理论在法律后果上极为相似，但实际上却代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英国普通法中的条件是对合同条款性质的表达，判断某一条款是否属于条件必须考察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是否把它作为合同的要素，因而是主观性的，而重大违约则是对违约后果的揭示，判断违约是否重大，必须考察违约对对方造成的实际损害的大小，因而是主观的。
大陆法上对根本违约构成一般是以违反合同的义务的性质来确定。法国法上，双务合同一方当事人解除合同，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违约方有过错；2、在对方不履行义务的性质严重，这主要是指未履行其基本义务。但是，法官在具体判断时，并不以实际造成的损害为必要。德国法上，违约后“合同的履行对于对方无利益”是规定是否可以解除合同的标准，这里所谓“无利益”是指因违约债权人不能获得订立合同时所期望得到的利益，这一概念与英国法上的“条件标准”及美国法上的“重大违约”标准极为相似。
司法实践中，判断违约后果，实质上剥夺了受害人所期待的东西，必须接合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很难找到一种划一的，固定的标准，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对联合国国际贸易销售合同公约草案所作的评注中指出：“损害是否重大，应根据每一事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例如合同的金额，违反合同造成的金额损失，或者违反合同对受害人其他活动的影响程度，”这一评注对于理解根本违约是有意义的，但却过于简单和抽象，很难为当事人或法院判定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的标准，根据一些国家特别是英美国家法院的判例以及学者的观点，判定违约后果是否重大一般可以考查以下因素：
1、 违约部分的价值或金额与整个合同之间的比例，如果卖方少交或交付与合同不符的
部分货物的价值占全部合同金额的大部分，一般认为构成根本违约。
2、 违约部分对合同目标实现的 影响 程度，在某些案件中，尽管违约部分的价值并不
高，但对合同的实现有着重大的影响，这种情况下，一般也可以认为构成根本违约。
3、 当迟延履行时，时间对合同目标实现的影响程度，对于一些具有时间性强的商品 ，
交货迟延往往使买方无法实现商业目标。
4、 违约的后果及损害能否得到修补，公约允许卖方在履行期到达之前或之后，自付费
用对其违约行为进行修补，除非这种补救对买方是不合理的，因此，即使违约行为是 严重的，可能导致剥夺受害人所期待的东西，但如果这种违约是可以修补的，它并不构成根本违约。
5、 在分批交货合同中，对一批交货义务的违反对整个合同的影响程度，如果合同是可
分的，则对某批交货义务的违反一般不构成根本违约，如果该合同是不可分的，某批交货与合同不符，就可能导致整个合同目标无法实现，一般构成根本违约。
6、 违约后果的可预见性，公约第25 条规定，构成根本违约，除了必须具备违约后果
严重这一客观条件外，还必须是违约人可以或应当预见的，这是根本违约的主观要件 ，采用了一般违约相反的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在具体判断方面，公约采取的是一个客观的标准，即“合理第三人”的标准。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也有关于根本违约的规定，其使用的概念是“根本不履行”，第7.3.1条（终止合同的权利）：“（1）合同一方当事人可终止合同，如果一方当事人未履行其合同义务构成对合同的根本不履行；（2）在确定不履行义务是否构成根本不履行时，应特别考虑以下几种情况（A）不履行是否实质性地剥夺了受损害方当事人根据合同有权期待的利益；（B）对未履行义务的严格遵守是否为合同项下的实质内容；（C）不履行是有意所致还是疏忽所致；（D）不履行是否使受损害方当事人有理由相信，他不能依赖另一方当事人未来的履行；（E）若合同终止不履行方当事人是否将因已准备或已履行而蒙受不相称的损失；（3）在迟延履行的情况下，只要另一方当事人未在7.1.5条允许的额外期限届满前履行合同，受损害方当事人亦可终止合同。”
与公约相比，国际商务合同通则在根本违约的构成方面，强调条款性质与违约后果相结合考虑的标准，对合同当事人主观过错的考察也十分引人注目，另外，增加了信赖利益，即受损害方有理由相信，他不能信赖另一方当事人未来的履行，亦即如果该违约构成了对作为合同基础的信赖关系的破坏，即使违反合同的性质、后果并不严重，或者可以通过修补得以完善，受损害方当事人仍然可以解除合同。
我国学者认为，合同的解除是在合同成立后基于一方或双方的意志使合同归于消失，它通常是合同不能正常履行时，当事人不得已采取的一种做法。合同解除关涉合同制度的严肃性，因此，法律对解除合同应采取慎重态度，对法定解除权的行使应作严格的限制。1993年修改的经济合同法第26条规定法定解除权的原因为不可抗力致使经济合同的全部义务不能履行和由于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两种情形，因其过于宽泛，引起理论界与司法界的一致诟病。现行合同法第90条来看，强调“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不履行主要任务”是适宜的，然而，司法实践中的判断标准仍有待有关司法解释界定。
三、 根本违约的法律后果
1、根本违约的溯及力问题 我国《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的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具体说来（1）返还原物；（2）受领标的物为金钱的，应同时返还自受领之日起的利息；（3）受领标的物有孳息的，也应一并返还；（4）应返还的原物因毁损丢失或其它事由而不能返还的，应按物的价值予以返还。
例外的，连续性合同的解除原则上无溯及力，常见的连续性合同主要有：租赁合同、借用合同、委托合同、雇用合同以及其它以使用或提供劳务为内容的合同，由于这些合同在内容上的特殊而无法恢复原状，故这些合同的解除，就无溯及既往的效力。即合同的解除只向将来发生效力，解除并发生的给付行为有法律依据而有保持力，但尚未履行的义务被免除。
2、关于损害赔偿 合同解除时能否请求损害赔偿，请求何种损害赔偿，各国立法有所不同，大体说来有以下几种立法例：（1）合同解除排斥损害赔偿，即规定当事人在解除合同时不能请求损害赔偿，若请求损害赔偿 ，则不能解除合同，其立法理由为：解除是以使合同恢复到与订立以前同样状态为目的，解除使合同关系溯及到成立时消灭，因不履行而产生的损害赔偿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而也不得不消灭。德国法是采取此立法的代表；（2）合同解除与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并存，其立法理由为：因债务不履行而发生损害赔偿，在合同解除前即已存在，不能以合同解除而变成不存在，法、日等国采取此种法例。（3）合同解除与合同消灭的损害赔偿并存，其立法理由为：合同既然因解除而就放弃了，就不应该在承认以其与合同所产生的债务不履行为理由的损害赔偿，但对于信赖利益的损害，应依法赔偿。瑞士债务法采取此种立法例。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15条与《合同法》第97条规定，合同解除并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的权利，同时为了切实保护过错方的合同权益，合同解除时，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者外，债权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的范围，不仅包括债务人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而且包括因合同解除而产生的损害赔偿，因合同解除而产生的所应赔偿的损害一般包括：（1）债权人订立合同所产生的必要费用；（2）债权人因相信合同能够履行而准备所支出的必要费用；（3）债权人因丧失同他人订立合同的机会所造成的损失；（4）债权人已经受领债务人的给付物时，因返还该物支出的必要费用。
3、可预见性问题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与欧洲合同法原则均采取了可预见性标准进一步限制根本违约或根本不履行的构成。我国合同法对根本违约所产生的解除权并未明确规定采用可预见性标准。可预见性理由最早适用违约损害责任范畴，认为该范围不应超过违约方在定立合同时已经预见或应当预见的因违约而造成的损失。这一原则实质上反映了意思自治的基本要求，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享有决定其合同义务范围的自由，而不履行义务所导致的后果的确定也有赖于当事人的意思，其首先取决于当事人的预见，这是因为，每一方在订立合同时，都应当并能够估计其承担的风险。
可预见性理论对英美合同法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认为，损害赔偿应是被公平地合理地认为是对自然地发生的损害的赔偿，即按照事物发展的通常过程产生于这一违约本身的损害的赔偿，或者应当是可以被合理地假定，在当事人双方订立的合同时已经在他们预料之中的行为违反该合同的很可能发生的结果的损害的赔偿，另一方面，如果违约的一方完全不知道这种特殊的背景，其至多只能被假定在其预料之中的想到了在通常情况下产生于该违约的损失的数量。
我国合同法在损害赔偿范围上也采用了可预见性原则，其第1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对于可预见性理论是否适用于根本违约产生解除权，我国合同法对此没有规定，鉴于解除合同亦属于对违约行为的救济方式之一，不考虑违约当事人对违约后果的预见，实难赞同。况且，未规定可预见性标准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在考虑根本违约判断的方法上也注重违约当事人的主观过错情况。
4、关于免责问题 多数国家对于免除根本违约或重大违约的合同责任条款予限制，免责条款多与定式合同有关，对定式合同的规制，各国在立法、司法上均有体现。非定式合同中的免责问题则复杂一些。免责条款是否有效应取决于具体场合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权衡，具体而言，如果民事责任成立和实现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满足社会公德的需求所必需，那么免除民事责任的条款无效，如免除故意或重大过失所产生责任的条款，免除根本违约的条款原则上应为无效，以根本违约行为免责条款功能的阻却事由，即谓在发生根本违约时，原则上违约当事人不得援引该条款要求免责，因为根本违约破坏了合同的根基，如果允许这种条款发挥效力，依通常观念，不合公平理念。当然，免责条款系当事人分配合同风险的工具，也不能完全限制其功能的发挥，如果当事人使用了明白无误的语言，且系真实意思表示的结果，免除根本违约一方当事人的责任，那么也并非绝不可能。

高校校办企业冠名的知识产权属性

王正志 修雪静


一、高校冠名企业的现状

　　中国的高校企业据载有80多年的历史，只是各个时期的背景、使命不同。近20年来，高校孵化了北大方正、清华同方、清华紫光、东软股份、华工科技、复旦复华、交大开元等一批著名高科技企业。据初步统计，截至2004年底，高校产业有4563家；年技工贸教综合收入960.30亿元；实现利税48.66亿元；为教育或母校上交资金17.53亿元；为社会创造就业岗位达到29.46万个 。
　　高校冠名企业确实给高校和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而高校冠名企业也确因为冠名而得到了很多好处，它们的成长离不开学校品牌。因为中小企业在建立之初很难向客户迅速建立信任感，而高校冠名则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支撑点，给他们带来了大量无形资产。如果当初交大昂立口服液当中没有‘交大’字样，它就很难迅速从多如牛毛的保健品当中脱颖而出 。
　　然而，近年来不少高校的牌子已经被严重滥用，这其中，不仅有“北大方正”、“清华紫光”、“复旦复华”、“交大昂立”和“同济科技”等知名上市公司， 还有大量的教育咨询公司、管理咨询公司，不少知名高校的冠名企业甚至达数百之多。它们的质量良莠不齐， 从而对学校的品牌带来了负面效应，如果不加以管理，这种负面效应还有变大的趋势。
　　因此，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被提了出来——高校究竟要不要办企业？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对此持否定态度：大学，以科学教育、知识传播和社会智囊为使命，而绝不是什么都有、什么都管。学校的环境和教师的特点就决定了学校只适合搞教学科研，企业只能交给社会。
　　没错，学校的宗旨是教书育人，而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两者理念上的根本冲突注定了高校企业“不伦不类”。校企不分的矛盾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愈发突出。首先，学校对企业过分干预造成企业高层人事地震频繁，给企业长期发展埋下隐患，在不少高校校企当中， 校方领导也会挂名任职，而这样操作的干预性很强，往往会影响企业的独立运转，难以真正市场化。其次，学校非经营性资产向企业经营性资产转化，造成学校资产流失。再次，亦师亦商导致学校商气太浓，负面影响大。最后，更不容忽视的是名校宝贵的招牌被某些公司滥用，干挂羊头卖狗肉败坏名校清誉。

二、高校名称权的权利人

　　名称权是法人及特殊的自然人组合依法决定、使用和改变自己名称的权利，是重要的人格权。高校名称是高校在社会活动中，用以确定和代表自身，并区别于其他高校的文字符号和标记。高校名称的基本作用在于确定自身的称呼，以区别于其他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因此，所谓高校名称权是高校依法享有的决定、使用、改变自己的名称，依照法律规定转让名称，并排除他人非法干涉、盗用或冒用的人格权。
高校名称权的性质是人格权，具有人格权的所有基本属性。因此，高校名称权是绝对权、专属权、固有权、必备权。概言之，名称权是高校所以为高校的基本权利之一，不享有名称权，高校不能成立。高校一经依法设立，即产生高校名称权主体的独占使用效力，法律予以保护，他人不得再使用该高校名称；未经许可而使用者，即为侵犯高校名称权。
　　由此可见，高校名称权的主体是高等学校。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高校包括主要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的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实施专科教育的高等专科学校其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上述各类、各层次学校构成高校名称权的主体，及高校名称权的受益人。

三、高校名称权的财产属性

　　2006年4月17日，由于某房产公司开发的楼盘取名为“川大河畔”，百年高校四川大学认为侵犯了学校的名称权，将房产公司起诉到双流县法院，不仅要求房产公司在项目名称、楼盘及宣传广告中停止使用“川大”文字，在成都的主流媒体上公开道歉，还要求房产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00万元。川大的诉求一审已全部获得支持。
　　由此可见，高校名称权具有财产属性。人格权以不具有直接的财产因素或不具有财产因素为基本特征，高校名称权属于前者。但由于国家多年来的大量投资，以及其自身特有的文明程度和在国内外的影响，使得高校名称的含金量很高，蕴藏着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当其进入生产经营领域时，会形成珍贵的商誉，尤其是历史悠久的高校，其文字和标志更是有巨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在教育界，名校意味着顶级和权威，在科技界，名校意味着尖端和先进；在投资界，名校意味着蓝筹和增长 。因而高校名称具有非同一般的、较高的使用价值、间接的财产利益因素。

四、高校名称权的使用

　　目前，冠名高校的企业有四种基本类型：一是校方出资，旨在转化高校科技成果的公司；二是依靠高校智力投入组建的公司；三是类似宾馆饭店等学校的第三产业公司；四是根本与学校无关，花钱买招牌的公司 。
　　此外，由于高校名称权具有间接的财产利益因素，一些不法之徒，为攫取高额利润，屡屡在高校名称上打主意，侵犯高校的名称权。他们规避法律，冒用、盗用高校的校名、字号和简称，以高校的名义注册公司、开办学校等等。

五、改变高校校办企业冠名的建议与对策

（一）对高校校办企业进行改制　
　　对于冠名高校的企业，或多或少都遭遇到高校方方面面的干涉，不能独立行使市场竞争主体的权利，遭受种种矛盾和瓶颈的制约。对于第三、第四类“校企”，毫无疑问，学校应快刀斩乱麻，与之彻底脱钩、马上退出。学校的优势是技术创新，企业的长处是经营，在成熟的市场下，对前两类企业的改制学校也应该逐步淡出企业。
　　然而，高校冠名企业改制关系复杂，不可能一蹴而就。可以采用“两步走”的改制框架：第一步是构建这类校企的现代企业制度，即在学校和企业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避免学校承担过度风险。即学校的资产管理委员会或资产管理办公室代表出资方和所有权方，下设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由资产管理委员会授权资产投资管理公司管理校企，委派公司董事长或董事成员，资产投资管理公司通过控股、参股等形式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这样能使学校不直接管理企业，企业若发生债务纠纷，最终将追溯到资产投资管理公司。并且，校企对校名的冠用权，将由资产管理公司控制。
　　第二步是建立高校资本的退出机制。资产投资管理公司的主要功能是控制企业风险、孵化高科技成果及产业化、构建良好的资本循环体系。而在资本循环体系中，资本退出机制不可或缺。高校是校企当时的创办者，但高校并无必要或兴趣始终将企业运行下去，而是要用资金投入教学或新成果。因此建议建立一个高校与科研机构参与的法人股转让市场：高校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使命完成后，将运行机器转交社会。对此，学校确实需要逐步减持股份，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国家对股票转让价格、减持部分转化为科研经费等制定相应法规。当学校从企业收回利润后将其投入科研，国家应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
（二）完善高校名称保护立法
　　近几年来,社会上的一些单位和个人冒用、盗用高校名义从事商业活动，使高校名称权受到侵害，无形资产蒙受损失。而现阶段高校名称权保护的法律规范过于零散、粗疏，可操作性不强。为此，必须完善保护高校名称权的立法。
　　1、在民法中增加对企事业单位名称的保护。现行民法中规定：将他人的字号、简称用作自己企业的名称，只要与他人不完全相同或近似，按现行法律是完全允许的。至于恶意抢注知名企事业单位的名称，我国法律、法规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至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任何一部民事法律、法规专门提及高校名称权及如何保护。
　　2、在教育法中增加高校名称权的规定及保护办法。现行教育法中提到了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唯独没有把“要有自己的名称”作为高校设立的必备条件之一，也没有明确提到高校名称权，更没有提到如何保护高校名称权。而且我国高校名称的设定、使用、变更也不是很规范，特别是高校简称，如“交大”，除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北方交大、西南交大外，还有西安公路交大、武汉交通科技大学等，早已难以分辨“交大”到底是哪一家了。此外还有“华工”、“科大”等许多蕴含巨大潜在价值的名称不知是哪家高校的简称，这就给高校名称权保护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麻烦，也说明了明确高校简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在商标法中增加对企事业单位名称的保护办法。现行商标法中规定：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其提供的服务项目，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服务商标注册。同时又规定：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范围，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为限。这就是说近几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将自己的名称或简称进行商标注册后，其保护范围仅限于当初注册申请的教育服务类或科技服务类，而对其他此后发展衍生的商品或服务使用经注册的高校名称或简称相同或相近似的商标，则无抗辩权。尽管商标法中又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但何谓“在先权利”，何谓“一定影响”，商标法本身没有界定，这给执行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所以商标法中应该理顺单位字号与商标权的关系，明确规定两种权利的使用规则，并建立一套单位字号专用的申请、审查、异议、争议、确认等可供操作的程序。
　　4、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加企事业单位名称为该法保护的主体。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高校是不能够成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关系的主体的。然而，随着教育产业化的不断发展，高校成为市场主体将是不容置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完全可以成为保护高校名称权的有力武器。
　　5、在刑法中增设类似“假冒企事业单位名称罪”这样的罪名，该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企事业单位名称专用权；主观方面是故意的；主体方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
　　6、在《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中，改变驰名商标认定办法，完善驰名商标认定条件，使以高校校名、字号、简称注册的商标有可能成为驰名商标，从而使高校名称权得到更广泛的保护。
（三）加大对高校名称权保护的力度
　　保护高校名称权，具体可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作为申请人应该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选择企业名称。申请人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的企业名称，必须承诺，即表明知道所选企业名称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其次，企业登记机关对可能给公众造成欺骗或者误解的企业名称不予核准，特别是含有高校校名、字号的企业名称，注册登记时必须要求其出具校方和校产办联合开具的证明；过去已注册的企业名称中含有高校校名、字号的，在年审时必须出具该校及校产办的证明。
（四）建立健全高校内部名称权保护的机制
　　当前，社会上以高校校名、字号、简称命名的各种公司、企业、社会组织非常多，这些公司、企业有一部分和相关高校有资产关系，但更多的则风马牛不相及。这反映出我国有相当一部分高校缺少包括高校名称权在内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为此必须建立健全高校内部名称权保护的机制，实行全方位的高校名称权保护，必须做到：①高校的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高校名称权的保护。作为高校决策者，要熟悉民法、教育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的法律法规，在高校校名的设定、使用、变更等方面，要充分考虑到高校名称权的问题。②建立健全高校名称权保护的规章制度，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好高校名称权这一无形资产。③高校根据自身条件的不同，应明确名称权管理的专门部门，配备专职人员，对现有的冠名企业逐一进行清理整顿。有可能的话，也可委托专门机构对高校名称权进行资产评估，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对继续侵害高校名称权的行为，则需通过行政途径或司法程序予以妥善解决。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