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期间，犯罪嫌疑人路某先后三次至其同学、朋友家中，以借用农用拖拉机拉货物为借口，骗得三被害人农用拖拉机三辆，后路某将骗得的拖拉机销售，赃款用于个人挥霍。经鉴定，被骗三辆农用拖拉机分别价值为4100元、4400元、4000元。犯罪嫌疑人行为地关于诈骗罪的追诉标准以诈骗金额7000元为“数额较大”。处理本案时，承办部门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多次诈骗，总额达到起刑点，但每次的数额均没有达到起刑点，不应当按犯罪论处。理由有二：一是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没有“累加”的规定，按照罪刑法定原则，不能累加诈骗数额；二是多次诈骗系“连续犯”，根据刑法理论，对连续犯按照一罪处罚，而无数额累加之说。故本案中犯罪嫌疑人路某之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路某虽然三次分别诈骗的数额不到诈骗罪立案标准，但是，应对其三次诈骗数额依法累加之后，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笔者认同第二种意见，对犯罪嫌疑人路某应当累加诈骗数额，即以诈骗数额为12500元追究其刑事责任，理由如下：

首先，累加后达到起刑点具备社会危害性。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有三性，即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惩罚性，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一般体现为犯罪数额。任何行为，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单个诈骗没有达到起刑点，是违法行为，但多次诈骗，便是一个量的积累过程，达到规定的起刑点就具备了社会危害性，可以认定为犯罪。持不能累加的观点忽视了事物量变质变的原理，机械地理解和运用连续犯的刑法理论，客观上放纵了犯罪。

其次，累加于法有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６日最高法院发布）第九条规定：对于多次进行诈骗，并以后次诈骗财物归还前次诈骗财物，在计算诈骗数额时，应当将案发前已经归还的数额扣除，按实际未归还的数额认定……这里的“扣除”，就是累加后的扣除。没有累加，何来扣除。从通篇文字表述的格式和意思，诈骗数额也应当理解为累加的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十二项规定，被盗物品的数额，按照下列方法计算：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以内的，应当累计其盗窃数额。

最后，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种累加的观点，即多次诈骗中，如果有一次达到起刑点，则其他次数的诈骗数额方可累加，否则不能。实际上，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累加方法。一次达到起刑点其他方可累加，与每次均未达到起刑点累加，性质是一致的，都是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发生质变的情况，与其中一次诈骗达不达到起刑点没有本质的区别。综合上述几点，在处理本案时，应当累加计算嫌疑人路某的诈骗数额，以犯罪嫌疑人路某诈骗金额为12500元追究其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现行刑法和司法解释对司法实践中遇到类似本案的累加问题未作明确规定是造成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之所在。类似情形的盗窃、敲诈勒索行为，经刑法修正案（八）修正后，分别增加了“多次”的入刑情节，故笔者认为，应当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对类似本案诈骗“多次”情形做一详尽规定，以解决对该类问题认识的混乱现象、统一司法尺度。



【参考文献】

1、 赵征东《多次诈骗的数额应当累加》检察日报 2007.8.28

2、 钟川郭胜勇《多次诈骗数额累加问题研究》 百度文库


作者：景县人民检察院 王永刚

[案情]

2006年10月，A公司为运输一批货物，与B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约定租用C轮。D公司为C轮的光船承租人。B公司在履行航次租船合同过程中，根据接收的货物情况，向A公司签发了正本提单。提单上记载A公司为托运人，B公司为承运人。2007年1月22日，C轮大副发表共同海损声明。因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货损，作为货物保险人的E公司在支付A公司货物保险理赔款后，于2009年1月22日代位求偿向某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B公司、D公司连带赔偿货物损失约100万美元。

[裁判]

该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之一在于D公司作为光船承租人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某海事法院判决认为，该案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案涉货损发生在承运人责任期间内，承运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B公司作为航次租船合同的出租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D公司作为实际承运人，应当与B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审某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该案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该案中不存在承运人可以免责的事由，因此B公司、D公司对案涉货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案号为2011民提字第16号）再审判决认为，该案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D公司系C轮的光船承租人，实际承运案涉货物，但并非案涉航次租船合同的当事方，不应作为航次租船合同出租人承担责任。尽管海商法将航次租船合同作为特别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在其第四章中予以规定，但并非第四章的所有规定均适用于航次租船合同的当事人，所应适用的仅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人即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规定，并不包括实际承运人的规定。在提单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中，法律规定承运人的责任扩大适用于非合同当事方的实际承运人，但实际承运人是接受承运人的委托，而不是接受航次租船合同出租人的委托，实际承运人及其法定责任限定在提单的法律关系中。因此，E公司主张D公司为航次租船合同法律关系中的实际承运人没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了E公司对D公司的诉讼请求。

[分歧]

上述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于2011年予以刊登。在审判实践中，又出现了类似案例的纠纷，所不同的是，原告主张选择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诉因来进行诉讼，而不是选择航次租船合同的诉因。对此，法院在审理中出现了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案例中，已经对航次租船合同的承租人就货损索赔可以选择的诉因，以及是否可以要求实际承运人赔偿货损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认定，因此，航次租船合同的承租人只能选择航次租船合同的诉因进行诉讼，并且其无权主张实际承运人来承担货损赔偿。

第二种意见认为，公报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航次租船合同承租人是否可以选择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诉因，没有进行阐述和认定，而是直接定性纠纷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因此审判实践中，是否可以允许航次租船合同承租人选择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诉因，仍应依据法律和法理进行具体分析。关于实际承运人责任问题，公报案例的无责认定，是以诉因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为前提，因此如果诉因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则实际承运人是否承担责任仍需进行具体的分析。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从海商法规定本身看。航次租船合同被界定为特殊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因此，承租人选择以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为诉因来起诉，有法律根据。当然，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如航次租船合同已有规定，仍应以航次租船合同的规定为准。

2.从提单法律关系来说。航次租船合同的承租人一般会要求出租人签发托运人为承租人，承运人为出租人的提单给承租人。因此，承租人以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来主张权利，有法律依据。况且，如果提单持有人并非航次租船合同承租人时，提单的持有人完全可以依据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来向提单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主张权利。如果承租人未转让提单，而自己作为提单持有人，依法依理也应允许其依据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来主张权利。

3.从是否加重实际承运人责任角度看。允许航次租船合同的承租人依据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来诉讼，并不会加重实际承运人的负担。实际承运人的责任，依据海商法的规定，只能存在于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关系索赔中，在任何一个航次的运输中，如果发生货损，实际承运人总是存在被托运人索赔的风险。如果允许航次租船合同的承租人，同时也是提单持有人，依据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来向实际承运人主张权利，很明显并不会导致实际承运人责任的加重。但是，假设承租人在起诉时已不是提单持有人，那么他就无权再向实际承运人主张权利。

4.从两种诉因的区别和选择权看。航次租船合同承租人选择的诉因不同，可以主张的权利也不同。承租人如果选择航次租船合同的诉因，那么就可主张速遣费等航次租船合同才有的权利，但同时也丧失了向实际承运人主张权利的机会；如果选择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诉因，则无权主张速遣费，但却获得了向实际承运人索赔的权利。此外，两种诉因的诉讼时效也不同，航次租船合同的时效为两年，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时效为一年。上述案例中，原告之所以选择航次租船合同为诉因，考虑的因素之一应就是诉讼时效问题。但不管是现行的法律规定，还是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都没有限定承租人只能依据航次租船合同来起诉。因此，在两种法律关系并存时，选择何种诉因来起诉，权利应归于承租人。

5.从是否签发提单的角度看。如果航次租船合同的出租人没有签发提单，承租人是否仍可以选择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来起诉？笔者认为，即使出租人没有签发提单，但依据海商法对于航次租船合同属于特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界定，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仍然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关系，此时，承租人仍可以选择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关系来向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允许承租人选择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关系来向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主张权利，不仅符合法律规定，没有违背上述公报案例体现的法律精神，而且没有加重实际承运人的法律责任，更能平等保护各方的利益。

（作者单位：厦门海事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