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制度对被害人获得精神和物质的补偿，加害人获得被害人谅解，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和重大价值。因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徒法不能自行，要使良法取得良效，须司法者在适用法律时，准确理解，着眼全局，精细操作，确保质量。本着这个原则，在修改后刑诉法施行后，正式实施刑事和解的程序规定时，应注意避免会削弱或消解司法权威的做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目前试行刑事和解方式结案的司法机关，有一较为普遍的做法，就是要求被害人表示谅解时，需按照司法者预定的从宽处理结论，表达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对加害人处以免刑、缓刑的具体意见。如果被害人表示请司法者依法裁决或表示服从司法裁决，则被视为双方没有达成谅解，对案件的处理不能适用刑事和解程序。
从表面来看，这种做法并未妨碍被害人得到经济赔偿、维护人格尊严和加害人得到被害人谅解，而且司法者还避免了从宽处罚可能引起的被害人的不满，似乎皆大欢喜，很完美。但其实不然，从深层次分析，其中隐藏着消极因素，不是巩固而是削弱了司法权威，不是增强而是消解了法律意识，对此不可不察。
固然针对司法者如何处理案件，提出个人的希望和意见，是公民的自由权利，而且仅具有供司法者参考的意义。然而在目前的刑事和解案件中，被害人的具体从宽意见不是自然的表达，而是应司法者的要求提出的。司法者要求的动机或出发点，是为减小作出从宽决定的阻力，降低出现社会风险的可能性。所以这种做法，与公民主动行使自由权利不在一个层面。
上述做法的反常逻辑在于，被害人虽然谅解了加害人，但如果出于对司法权威的尊重和对司法者的信任，请司法者依法处理的话，这种友好、有益的态度却不会得到司法者的支持，反而会被拒绝。似乎司法者需要的不是被害人的信任，而是被害人的干预。其实，司法决定要以被害人提出具体意见为前提，被害人没有意见，司法者就设法让被害人提出后再作决定的做法，无论在法理、事理还是情理方面都缺乏支撑，与增强司法权威和公民法律意识，格格不入甚至是背道而驰。
这种做法会给人造成负面印象，误导公众对司法性质和司法规律的认知，例如，会认为司法者拒绝被害人的信任，是对独立行使职权的宪法原则不重视，司法者让被害人提出意见，又利用其意见达到从宽处理的目的，是对被害人的不尊重;没有被害人的意见，司法者就不能作出从宽处理，是司法缺乏自信;被害人的表态可以左右司法决定，是司法缺乏有力的权威，等等。这一切，最终都会对司法公信力和司法者形象造成不良影响，不利于弘扬法治精神。
问题的焦点在于，对被害人的谅解应该如何理解?对谅解附加必须提出具体从宽意见的条件，是不是正当?笔者认为，所谓谅解，就是不再因受到伤害而怀恨对方，对对方予以原谅或消除敌意。刑事和解案件中被害人的谅解，是为了自身利益，既不是为从宽处理的司法决定提供条件，更不是替司法决定设限定调。被害人对加害人可以原谅，可以同情，也可以帮助，还可以祝福，即使是不打不相识从此与加害人成为朋友等，都是当事者的自由。但是有权利不等于享有左右司法者处理案件的权力，司法者也不应以被害人所提要求作为处理依据。司法者判断案件是否达成和解，只能以事实为依据，不应以被害人提出具体从宽意见为要件。
依照国家宪法，适用法律以及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公正处理公诉案件，是国家独占的司法权力。对公诉案件，是由司法者在发现涉嫌犯罪的事实后，依据职权，独立代表国家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对公诉案件的诉讼活动，自始就不取决于任何人包括被害人的态度，否则，就是司法者的失职。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并没有使已进入公诉程序的刑事案件，因当事人达成和解变更为非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也不因此而中止。是否继续追究以及怎样追究加害人责任的决定，仍须出自司法者，司法者仍然应当不受干扰地独立作出决定。在司法活动中，滥用司法权乱作为固然不允许，弃用司法权不作为也不正当，都不利于树立司法权威。
依照法律运作，刑事和解与司法权威本该双赢，即当事人通过和解获得利益时，司法权威也会相应得到维护和增强。以弱化司法权威的代价，换取当事人的和解，不符合立法本意，也不符合司法规律。顾此失彼，只考虑取得被害人具体从宽处理的意见，可以减小从宽处理的阻力或社会风险，而不顾司法应当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与当事人不能达成和解的后果，同样都有损社会和公众利益。所以要求被害人必须明确提出从宽处罚意见，否则就不认可达成的谅解，既没有依据，也没有道理，更没有益处。
处理刑事和解案件时合法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既要积极教育加害人真诚悔罪，尽力弥补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同时也要鼓励被害人以“和为贵”，尽量宽容地接受加害人的赔偿和真诚道歉。而作为司法者，应坚持独立行使职权，并以此原则引导被害人对加害人表达谅解意愿。有必要规范被害人的表述形式，如以“我接受加害人支付的赔偿及其作出的道歉，同意司法者对案件依法作出的决定”等言辞，表达谅解之意。
提出和分析被害人如何表达谅解的问题，不是钻牛角尖，不是狭隘地就语法咬文嚼字，其意义在于，以此增强法律意识，维护司法权威和法治建设水平。就如刑事诉讼法最初规定的对被追诉人员称谓，在各诉讼阶段一律为“被告人”，但后来修法时则改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以“犯罪嫌疑人”称谓一样，其意义并不在提高法律的语言质量。司法用语不仅要做到文通字顺，还应该符合法、理、情的正当要求，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增强公民法律意识，促进社会法治进步。
公众的法律意识和国家的司法权威，是法治的基石，都是通过一点一滴、一案一事、实实在在的具体事实而培养和树立起来的。对此，现实的司法活动以及司法者的行为，都发挥着教材与教师的作用，所以一切司法实践都必须有利于强化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促进法治建设。准确理解和适用修改后刑诉法，正确办理刑事和解案件，就是具体事实之一，对此需特别精心。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检察院检察官)
关于进一步加强小型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安委办字〔2004〕21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小型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自2001年4月国务院统一部署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以来，在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各煤矿企业以及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办矿秩序基本好转，煤矿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有较大提高，安全生产状况呈现相对平稳、趋向好转的发展态势。今年前7个月，小型煤矿在原煤产量继续较快增长的同时，事故总量、重特大事故及百万吨死亡率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小型煤矿事故多发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安全生产基础脆弱仍是制约小型煤矿安全根本好转的突出因素。小型煤矿产量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不足三分之一，而在事故死亡人数中却占了四分之三左右。受利益驱动，已关闭矿井死灰复燃现象在个别地区有所反弹，有的还出现小煤矿非法开采甚至引发重、特大事故。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号，以下简称《决定》）精神，切实加大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力度，遏制小型煤矿事故多发的势头，促进全国煤矿安全生产状况的持续稳定好转，确保2004年深化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目标的实现，现就加强小型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进一步加大小型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力度。各地要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2004年深化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方案》（安委办字〔2004〕13号文件印发）确定的整治重点，认真分析本地区煤矿办矿秩序和安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明确责任，强化措施，确保整治工作到位。要加强联合执法，形成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有利局面，在今年11月底前全部关闭各类应关闭未关闭的矿井，不得以任何名义变相保留和临时封闭而不予关闭；要严厉打击并及时关闭死灰复燃的各类非法矿井；要切实加强对小型煤矿的安全管理，督促存在隐患的矿井进行安全整改并整顿到位。要毫不松懈地抓好小型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着力推进整治工作的落实，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
二、继续开展对小型煤矿的安全程度评估。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在去年评估的基础上，结合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审核、颁发工作，做好今年的安全程度评估工作。要进一步完善安全程度评估办法和标准，确定基本安全的B类矿井的标准应不低于矿井申请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标准；并确保评估工作的质量。评估结果要及时公告，加强社会和舆论监督，并向地方政府予以通报。要根据安全程度评估结果，实施分类指导、分级推进，促进小型煤矿整体办矿水平的提高。
三、强化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矿井的整治。对于经评估确定为C、D类的矿井，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向省级人民政府提出矿井名单和整改、整顿的意见，并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以下简称国家局）备案；各级煤炭行业主管部门要督促其加快落实整改和整顿，达到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件后申请颁证；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要制定专门整顿措施，明确部门责任，推进矿井落实整治。对C、D类矿井，全部由省级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机构下达整改和停产整顿的通知，限期在年底前达到B类矿井及以上的条件。矿井拒不整顿或整顿逾期仍不达标的，由省级专项整治机构依法下达关闭通知，限期关闭并达到关井标准的要求。有关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也要下达相应的安全监察行政执法文书，并监督整治工作的落实。
四、严格小型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审核、颁发工作。各省级小型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构要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及《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符合条件的依法颁发许可证、准予生产，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不予颁发许可证并责令停止生产，从而切实把住小型煤矿安全生产条件的准入关口。通过实施安全生产许可制度，坚决关闭和淘汰一批达不到颁证条件的小煤矿，从源头上禁止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进入市场；提高小型煤矿有安全保障的生产能力，提升小型煤矿安全生产的整体素质，从根本上防止和减少小型煤矿各类事故的发生。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要主动配合做好对小型煤矿实施安全生产许可制度的有关工作。
五、切实推进小型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各地要全面落实国务院安委办公室《关于推进乡镇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的意见》（安委办字〔2004〕6号），加强对小型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活动的组织领导，明确主管或牵头部门的工作职责，进一步落实本地区小型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达标规划和工作方案。今年，全国小型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达标率要达到20%以上。各产煤省（区、市）、市（地）、县（市）都要树立各自的安全质量标准化先进典型，每个重点产煤县要选择2个以上基础条件较好的乡镇煤矿，加强指导扶持，先行搞好标准化建设，使之成为本地的安全质量标准化样板矿井、示范矿井，以发挥典型引路的作用。要以整治促进小型煤矿标准化建设，以标准化建设推动专项整治向纵深发展，建设一批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样板市”、“样板县”、“样板矿”。
六、严肃查处瞒报事故和非法开采问题。各有关煤矿企业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如实报告煤矿事故，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报告。瞒报事故一经查出，要严厉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并依法加大对矿主的经济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瞒报事故知情不报，甚至纵容、包庇、参与瞒报事故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出现小煤矿非法开采的，要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3〕58号）的规定，依法追究有关县、乡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七、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各地要广泛宣传国务院《决定》和建立安全生产许可制度的重要意义，充分发挥新闻媒体舆论导向和监督作用，形成全社会重视深化煤矿安全整治的良好氛围。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对群众举报的小煤矿死灰复燃及非法生产、瞒报事故等问题，要认真追查，依法严肃处理；对死灰复燃严重、整治不力、问题严重的，要通过新闻媒体予以曝光。
八、做好深化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的督促检查工作。省级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机构要及时组织督促检查，并对辖区内小型煤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总结，每季度要向国家局书面报告一次，年底前提交全年总结报告。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每季度需向国家局报告一次小型煤矿安全程度评估进度。国家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各地落实国务院《决定》、开展小型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的情况进行督查。
二○○四年八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