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人民政府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责任追究规定的通知

豫政〔2011〕41号


各省辖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

　　现将《河南省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责任追究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河南省人民政府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河南省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责任追究规定


　　第一条 为有效治理整改重大事故隐患,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一)未按规定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和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

　　(二)未按规定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改情况的;

　　(三)矿井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生产的;(四)交通运输工具存在超速、超载、超限运输行为的;

　　(五)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超药量、超定员、超范围和改变工房用途生产或者使用国家严格禁止的违禁药物生产烟花爆竹的;

　　(六)特种作业人员和现场管理人员违章作业、违章指挥、冒险蛮干或者强令作业人员冒险作业的;

　　(七)停工停产停业整顿和技改期间擅自组织生产经营和建设施工的;

　　(八)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的危及生产安全和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工艺、设备、原材料或者生产经营国家明令淘汰、禁止生产的产品的;

　　(九)新建、改建、扩建的生产经营性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未按规定经设计审查或者未经验收合格投入生产和使用的;

　　(十)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场所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储存设施、输油和燃气管道、高压输电线路和尾矿库与居民区(楼)、学校、幼儿园、集贸市场及其他公众聚集的建筑物未保持国家规定的安全距离的;

　　(十一)重大危险源未按规定安装泄漏报警、监控预警、安全联锁等装置或者系统,不能实现实时有效监测监控的;

　　(十二)非法开采、超层越界开采矿产资源的;

　　(十三)作业场所有毒有害物质种类、浓度和强度超过规定范围而没有按规定报告,也未采取相应处置措施的;

　　(十四)井工开采的金属和非金属矿山未按规定采用机械通风或者通风状况不能满足井下作业需要的;

　　(十五)采用欺骗手段致使监测、监控、联锁、报警、保险等装置不能发挥正常作用的;

　　(十六)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十七)井工开采的矿山未按规定使用取得矿山安全标志的设备、设施或者使用的危险性较大设备、设施未按规定经有规定资质的检验机构检测检验合格的;

　　(十八)事故发生单位对较大以上事故的防范及整改措施逾期仍没有落实的;

　　(十九)对国家和省有关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落实不力,致使事故隐患存在或者存在的安全生产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的;

　　(二十)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程等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的;

　　(二十一)构成重大事故隐患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是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责任主体,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第一责任人,并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常态化工作机制;

　　(二)组织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三)按规定报告重大事故隐患及其治理整改情况;

　　(四)研究制定重大事故隐患的治理方案和措施;

　　(五)保证重大事故隐患整改资金的投入;

　　(六)落实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措施和防范措施;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标准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存在或者发现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产停业或者停止建设,研究制定治理方案和整改措施,按期治理整改。要按规定将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方案、整改措施和整改进展情况,报告所在地县级以上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管理、监督和监察职责的有关部门。

　　第六条 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加强对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支持、督促各有关部门加强监督监察,及时协调解决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将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内容,并安排专项资金,用于保障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监督管理和涉及安全生产的重大公共隐患治理整改。

　　第七条 县级以上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管理、监督和监察职责的有关部门在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执法监察中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应当依法责令其停产停业整顿或者停止建设,暂扣其安全生产许可证、生产许可证或者经营(销售)许可证。

　　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由其他部门进行处理的,应当及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第八条 对因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或者停止建设而需要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供火工用品等,县级以上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管理、监督和监察职责的有关部门及时向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提出建议,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给予支持和配合,并实施水、电、气、火工用品等的停供措施。

　　第九条 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发现辖区内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在要求生产经营单位整改的同时,应当向县级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管理、监督和监察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第十条 对限期整改重大事故隐患而逾期没有完成整改的生产经营单位,依法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相关责任人员处以上限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和有关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十一条 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拒不停工停产停业整顿或者拒不整改的生产经营单位,由相关部门依法吊销其各类许可证照,由县级以上政府依法予以关闭。生产经营单位相关责任人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撤消其有关资格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管理、监督和监察职责的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监督检查和执法监察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有关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发现重大事故隐患而没有依法责令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治理整改的;

　　(二)接到举报、反映或者移送的重大事故隐患问题没有及时进行依法查处的;

　　(三)对重大事故隐患经限期整改而逾期没有完成整改或者拒不整改的生产经营单位未依法暂扣或者吊销相关许可证照,或者撤消有关责任人员资格证书;

　　(四)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而拒不停工停产停业整顿或者拒不整改的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提请地方政府予以关闭的。

　　第十三条 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落实水、电、气、火工用品等停供措施而没有落实的,对负有责任的有关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十四条 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及其工作人员在辖区内发现重大事故隐患而未按有关规定向县级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管理、监督和监察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第十五条 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相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管理、监督和监察职责的有关部门依法作出。

　　第十六条 对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涉及党政纪处分的,由县级以上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管理、监督和监察职责的有关部门移送有管辖权的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管理、监督和监察职责的部门对被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或者关闭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自生产经营单位被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或者关闭之日起3日内在当地主要媒体公告;被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的生产经营单位经验收合格恢复生产的,应当自验收合格恢复生产之日起3日内在同一媒体公告。对未按规定进行公告的有关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第十八条 重大事故隐患难以认定或者对重大事故隐患认定有异议的,应当委托具有国家规定的甲级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评估或者邀请有关专家论证确定。




陈兴良教授认为，犯罪构成体系应坚持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相分离原则，并按事实和价值的位阶顺序安排。
他认为，在犯罪构成理论中，事实和价值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大陆法系中，事实和价值始终是相分离的。德日三阶层体系是按照事实和价值二元论的哲学方法建构起来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是事实判断，而违法性和有责性是价值判断，也可以说是一种规范判断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中存在逻辑上的位阶关系。我国及苏俄的犯罪构成体系中，事实和价值是合而为一的，在这样一种犯罪构成体系中，必然会出现重事实判断轻价值评价，甚至以事实判断代替价值评价的倾向。没有正确地处理好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关系，是我国和苏俄犯罪构成体系的重大缺陷。[i]
一般认为，德日三阶层体系是深受休谟的“事实与价值相分离”二元论的哲学思想影响而建构的。然而，休谟的事实和价值二分法是否正确，这在哲学上是有争论的。不少哲学家对事实和价值二分法提出了批判，他们认为，事实和价值并非截然分离而决不相交的，实际上事实和价值是缠结在一起的，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通过对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批判后，提出了“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的观点。[ii]
从德日三阶层体系发展历史看，古典论体系认为，构成要件该当性中的具体要素是记述性、中性的事实要素，而违法性和有责性是价值评价内容，因此，这一体系符合休谟的“事实和价值二分法”的。
然而，随着新古典论体系将主观违法要素和规范要素置于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目的论体系和现代新古典体系将故意和过失置于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后，构成要件该当性逐渐已实质化，其中，行为要素受社会行为论和社会相当理论等影响已实质化，因果关系受相当因果关系论和客观归责论等理论影响已实质化，等等。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实质化说明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并不单纯是事实判断阶层，而是事实和价值交织在一起的判断阶层。可见，现在的德日三阶层体系并非绝对按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划分的，它以犯罪成立的基本原型（或指导形象）而确立构成要件该当性后，再根据违法实质和阻却事由以及责任要素来建构，即按“违法——有责”方法建构。其中，构成要件该当性体现了事实和价值交织状况，正由于构成要件该当性已实质化，使违法性已压缩为零，所以，德国刑法理论中出现了将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合并为“不法”阶层的二阶层体系（即不法——责任）的有力主张。
笔者认为，在现实中，犯罪是一种事实和价值交织在一起的行为。刑法所规定的各罪的规范也是事实和价值交织在一起的。犯罪构成体系是判断犯罪成立的各要素组成的体系，因此，犯罪构成体系应包括有事实和价值两方面的内容，但是，在建构犯罪构成体系并非一定要将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截然分开，让事实要素变成纯种的事实要素，价值要素变成纯种的价值要素。在犯罪构成体系让许多要素以事实和价值交纳在一起的要素出现也是可以的，甚至所有要素均以事实和价值交织在一起的要素的形式出现也是可以的，由于犯罪是各种要素组成的有机体，犯罪构成体系的建构是人为的，而且语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当然也具有相对明确性），因此，犯罪构成体系各构成要素具有一定重合，或有的要素需要借助其他要素来说明，这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究竟是否科学？这在哲学界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各种哲学学说中，哪一种哲学学说才是准确的，这尚无定论。由于刑法学家、法官、广大民众均不可能都是哲学家，因此，在构建犯罪构成体系时，可以借鉴一定哲学思维方法来建构，更主要是应从立法、司法角度考虑问题，一般而言，构建犯罪构成体系应首先找出所有的构成犯罪的要素，其次将这些构成要素根据立法、司法的要求按一定逻辑排列组合。德日三阶层体系以犯罪成立的基本原型（或指导形象）为基础来考虑建构其三阶层体系，只要其三阶层的所有构成要素与刑法规定相符，就可以建立其合理的犯罪构成体系。但是，它并不一定要按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方法来建构。
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是从主客要素划分来建构其犯罪构成体系的，只要该体系已完全包括了所有的犯罪成立要素，就同样可以建立起其合理的体系。在犯罪构成四个要件里，它体现了事实和价值交织的状况，这种状况并不是其缺陷，正如德日三阶层体系一样，其构成要件该当性也体现事实与价值交织状况但同样不可认为这是其缺陷。其实，从德日三阶层体系中“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实质化发展历程已看到“事实和价值二分法”在逐渐崩溃，而“事实和价值缠结论” 逐渐在现在的德日阶层体系（尤其是二阶层体系）中获得崇高的地位。

陈兴良教授认为，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中并没有违法性的一席之地，需在四要件之外进行实质判断，由于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内容是游离于并凌驾于四要件之外、之上的，因此，在具体案件判断中，往往容易产生逻辑上的混乱。[iii]陈教授这一论断是存在问题的。
从这一论断可知，陈兴良教授深受休谟的“事实与价值相分离”二元论的哲学思想影响，认为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属于事实判断、形式判断的内容，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并不在四要件体系之内。笔者认为，陈教授这一论断是不妥当的。因为犯罪构成四要件平面化体系是一个既有实质判断也有形式判断的综合体系。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的哲学基础并不是休谟的“事实与价值相分离”二元论，而是诸如普特南等学者所言的“事实与价值缠结”一元论。犯罪本来就是一种事实与价值交织在一起的行为体，因此，犯罪构成体系必然包含有事实和价值两方面的内容，由于事实与价值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分解分析时，是很难将事实和价值截然分开的。在犯罪构成四要件平面化体系中，犯罪客体是刑法保护的、被犯罪行为侵害或威胁的法益或法秩序，它是一个包含有社会危害性内容的实质判断要件；犯罪客观要件中的危害行为、危害结果等要素是既包含有形式判断也包含有社会危害性实质判断的要素；犯罪主观要件的故意等要素是既有心理事实判断（形式判断）也有实质判断（明知会造成社会危害结果）的要素，犯罪主体也是既有形式判断（责任年龄）也有实质判断[（精神病人）责任能力，它体现人身危险性的有无与大小]。由此可见，犯罪构成四要件平面化体系并非在四要件之外进行实质判断的，由于四要件体系的各要件之间也是按一定逻辑来构建体系的，因此，在具体案件判断中，并不会产生逻辑上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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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参见陈兴良：《刑法知识论》“代序”第Ⅷ页，以及正文第319-322页，第350页。
[ii]参见[美]希拉里·普特南著，应奇译《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东方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iii]参见陈兴良：《犯罪论体系的位阶性研究》《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第120-121页。
(作者简介：欧锦雄，男，广西玉林市人，1964年10月出生，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广西民族大学刑法学硕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
[本文节录自《犯罪构成体系的平面化与位阶化----与陈兴良教授商榷》（作者：欧锦雄）《刑法论丛》2013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