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直邮行业客户信息的法律保护

马宁

当前，商业秘密这个概念已经不是一个高深莫测的名词，但很多企业对其的认识还停留在很初级的层级，比如在交易合同里拷贝一个格式条款，强迫员工签订一份很霸道的保密协议，或者纠纷发生后不周密的组织一场诉讼，笔者碰到过很多本可以采用更科学的方式为自己赢得权益的案例，深为其感到遗憾。在此以一个最近宣判的案例来举例说明，并总结若干建议供企业思考。
2006年11月，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对一起直邮行业客户信息侵权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原告因未能充分举证有关数据信息属于商业秘密而败诉。看过判决，笔者回味良久，原告本可以在诉讼前甚至签订商业合同时做更充分的评估，设计更好的维权方案，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先总结若干法院的意见，供大家借鉴。
原告与案外人签订了直邮市场活动服务合同，为案外人的顾客招募活动提供近万条数据，数据范围为上海地区的时尚富有人群、社会精英。原告在所提供的数据中插入了少量种子数据，即虚拟的客户信息，由原告公司员工的地址及虚拟的客户名构成。为履行上述合同，原告委托被告打印提供数据的信封标签，包括了姓名、性别、城市、地址、邮编等内容，打印的范围包括原告的种子数据。而后，原告的种子数据中的员工收到了被告的广告函，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商业秘密，起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意见：原告主张的数据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应受到法律保护。但原告未就主张被告使用了其提供的近万条数据提供充分证据，仅提供了种子数据收到了被告广告函的证据。即使通过盖然性推断原则，也无法推断出被告使用了原告提供的如此多数据的结论。此外，原告为检测目的而虚拟的数项数据，如果不能与其他真实数据共同使用，其本身也无商业价值，不能独立构成商业秘密。因此，原告主张不能成立。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的有关数据信息涉及到公民个人的有关信息，与其他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相比，具有较大的特殊性。如果不经过合法程序而对这些个人信息进行获取和使用将会造成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损害。因此，上诉人对其主张的有关数据信息商业秘密，应当举证证明其取得及使用这些有关数据信息具有合法的依据。否则，上诉人要求保护的商业秘密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本案的有关证据来看，无法反映上诉人是合法取得该有关数据信息的，也无法反映上诉人对于该有关数据信息的使用是经过有关公民的许可的。因此，上诉人关于要求保护其有关数据信息商业秘密的诉请，尚缺乏足够证据的支持。
原告失误之处：
（1）商业秘密案件复杂程度较高，总体来说对原告要求严格，需要诉前做周密的诉讼风险分析，以选择合适的案由。实际上，本案原告也可以考虑从违约的角度或不正当竞争中的诚信原则来起诉被告，胜算更大。
（2）起诉前，原告可以选择不同的被告类型的公司分散风险。
律师点评：根据笔者的经验，经营信息的法律保护比技术秘密难度更大，因为经营信息的权属认定较为困难，被告往往以公知信息为由抗辩，而且取证较难，因此需要律师较早介入涉及合理的方案。本案原告并不是规模很大的企业，但仍然遇到了商业秘密的问题，可见商业秘密离企业并不遥远。笔者认为，商业秘密是个较抽象的概念，很大程度上需要根据企业的业务类型量身定做保护方案，企业对此的误区往往是不重视事前预防，应引以为鉴。

　　　　　　　　　　　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问题研究
　　　　　　　　　　　　　　　　　——以均衡博弈为视角

　　摘要：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实体规范对民诉过程中当事人的程序引导与规范，调解参与人的主观随意性与权力处分弹性空间很大。因此，调解制度的构建只有建立在调解参与人调解博弈均衡基础之上，才能够使调解参与人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尽可能使调解达到公正与合理的结果。本文通过对调解过程中主要博弈力量分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够更好的推动我国调解制度改革与完善。

　　关键词：调解 博弈 公正

　　一、调解博弈力量的分配原则

　　（一）坚持以当事人博弈力量为调解主导力量的原则

　　民事纠纷产生的根源是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权利得不到实现或者不能完全实现而引发的矛盾纠纷。调解制度作为民事矛盾纠纷解决的一项重要制度，其根本目的就是化解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矛盾纠纷，其核心内容是解决民事矛盾纠纷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冲突与重新分配。在调解过程中，民事矛盾纠纷的当事人通过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获得博弈力量，博弈的过程也是当事人双方对自己权利与义务自由处分的过程，当事人是调解的核心博弈力量。调解的结果无非有以下三种，第一，当事人一方作出让步，大多数情况是原告作出让步，以便被告能够及时履行自己的义务，也有一部分是被告作出权利让步，让原告获取比之前约定更多的权利，以获取原告的暂缓诉讼，给自己喘息的空间。第二，当事人之间相互作出让步，当事人在履行自身的义务时都存在一定的瑕疵，通过互相的让步，抵消其履行不当之处。第三，调解不成，要求法院判决。综上，当事人是否同意调解，作出何种程度的让步，是否能够达成调解协议，是当事人自由意志之体现，这种意志贯穿于调解的始终。这种意志从根本上来自当事人对合法的私权利自由处分。只要当事人对自身私权利处分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侵犯第三人或者国家的利益都应当允许。法院对当事人这种私权利处分必须尊重，不得干涉或者强迫。因此，调解的博弈力量必须坚持当事人为主导的原则，以此原则构建调解新格局。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须从当事人的博弈力量角度出发，才能抓住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更好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二）法院引导当事人之间的博弈，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博弈力量

　　调解是在法院主持下进行的，法官在调解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调解更加注重调解的艺术与调解的技巧，甚至对当事人的心理把握。一位经验丰富的调解员能够及时洞察当事人的矛盾所在，疏通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并通过合理的方式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当事人。通过对当事人的引导，为其矛盾的化解营造良好的调解氛围。由于当事人掌握法律信息具有不对称性，调解成本具有差异性，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当事人博弈力量具有不均衡性，影响到博弈结果的公平性与合理性。因此，需要法官的力量加以引导与平衡。法官作为权威的调解者在调解中扮演非常重要的平衡角色。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形态的转变中，民间权威受到挑战，社会道德滑坡。公民更愿意将民事纠纷诉诸法院，法院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期望。法院的调解相比判决更容易让当事人接受与遵守，法院在调解过程中，不单单是解决本案的矛盾纠纷，更深层次的影响是法院将法治理念与公平正义思想传播给当事人，这无形中对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尚起到推动作用。

　　二、我国调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实行“调审合一”模式，这使法院的力量过于强大，冲击了当事人主导的调解博弈力量。

　　1、“调审合一”模式容易使法官的身份混淆。在调解过程中，法官是作为调解员的身份主持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将会进入后续审判阶段。法官将会由调解员直接转成为本案的审判员。这种规定，容易使法官以调解员的身份使用审判员的“权力”，权力容易滥用，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调审合一”模式的过程往往是法官用审判的权力来解决调解的问题，并且这种审判式的调解没有法定程序的限制，法官作为调解员容易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意见，调解结案对法官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审判方式，效率高、风险小、省时省力，尤其是最高院把调解率作为判定法官业绩的重要指标，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使法官倾向使用调解方式结案，这容易带来“拖调”、“久调不决”的问题，甚至不符合调解条件的也采取调解的方式结案。很多法官不是以当事人的利益为核心，而是以调解率为目标，法官的调解目标与当事人目标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的会使法官的博弈力量与当事人的调解博弈力量发生冲突，由于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力量占据优势，这就会冲击本应由当事人主导的博弈调解力量，背离了调解的原则与目标。即使法官能够约束自己的权力，然而从当事人的角度分析，调解员作为调解不成后的审判员拥有最终裁判权，法官作为调解员的调解意见有可能是调解不成最终的判决意见，这会对当事人起到震慑作用，法官身份的混淆，会使当事人对调解员的身份产生错误定位，当事人会对调解员的意见过分尊重，即使不满意调解员提出的调解意见，也不敢过分刺激或者背离法官的调解底线。因此，法官身份混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整个调解过程的博弈力量，当事人或多或少的受到法官方力量的影响或者干预，使其不能顺畅的运用自身的博弈力量对自己私权利自由的进行处分。

　　2、“调审合一”模式容易使法官对案件的事实形成初步的“预判”，如果调解不成进入审判阶段，这种“预判”容易使法官先入为主，从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而这种预判是建立在自己主观经验与感情基础之上，并不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形成的法律事实，因此，这种预判受法官主观因素的影响很大，其形成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大打折扣。在调解过程中，一方当事人为了达成调解协议，会作出一定的让步或者对自己不利的事实予以承认，虽然我国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一方当事人为了达成调解协议而作出的让步不得作为以后审判的依据，但是当事人的妥协、退让会给调解员带来“错觉”，甚至会认为一方当事人妥协、退让的内容是案件的事实。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回避的规定值得我们思考，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就是避免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接触过案件而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或者感觉，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从当事人角度讲，在民事调解过程中，如果调解不成，进入后期的审判程序，审判员如果是原来的调解员，当事人不可避免的会担心自己在调解过程中的妥协、退让会给以后本案的开庭审判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影响自己在调解过程中对私权利的自由处分，调解博弈力量来自当事人对自身私权利处分的权利，私权利处分受到限制会影响到当事人博弈的方式和方法，限制了当事人之间的博弈力量充分发挥，最终会影响到调解的效果和质量。

　　（二）当事人的调解成本存在差异，影响调解当事人的博弈力量均衡。

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博弈力量并不均衡，然而我国调解制度的构建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有的规定甚至加剧了当事人之间博弈力量的差距。

　　1、调解时间成本支出。很多当事人选择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其民事矛盾纠纷，相对于判决，调解模式没有严格、繁琐的程序要求，可以节约大量的诉讼时间。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财富的积累和流转的周期变得越来越短，生活和生产的效率不断提高，竞争加剧，时间成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因素。时间的价值在当事人之间存在差异性，这种价值差异性是当事人自身博弈力量不均衡性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有的当事人会利用时间的不均衡性，采取种种手段拖延调解，延长调解周期，借此迫使对方妥协。我国的调解启动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调解可以贯穿于诉讼的任何阶段，甚至在二审、再审阶段，但是对于当事人拖调行为的处罚也没有明确、便于操作的规定。再者，当事人希望用尽可能少的时间解决其纠纷。然而我国调解制度规定，调解必须建立在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基础之上。调解是否必须建立在这一原则基础之上呢？只要当事人对自身私权利的处分达到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侵犯第三人或者国家利益的标准就已经足够，何必花费大量的时间查明案件事实，达到事实清楚、是非明确的标准呢。进一步讲，如果事实已经清楚、是非已经明确，就没有调解的必要，直接通过法律判决就可以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此时，如果继续调解，就会带给当事人一种感觉：法律是可以商量的，当事人就会轻视调解的效力。这也是很多调解协议得不到履行的重要原因。久而久之，这会给社会带来价值导向的负面效应，损害法律的原则性和权威性，不利于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国外很多国家的做法是将调解和审判相分离，审判之前当事人之间可以调解，但是如果启动审判程序，当事人就没有权利要求调解，除非其和解，这种做法值得我国借鉴。调解成本大小关系到当事人是否会选择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自身民事纠纷，我国调解制度，必须以均衡当事人时间成本为导向，借以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博弈力量，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2、法律资源掌握的不对称性。当事人对法律资源的掌握具有差异性，有的当事人法律水平很高，能够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的当事人可以委托专业的法律工作者代为诉讼，而有的当事人不懂法律，习惯用传统道德观念解决法律问题，甚至有的当事人不明白民事调解为何物。当事人的法律资源掌握的不对称性不可避免的影响调解博弈力量的平衡，当事人之间调解博弈力量的天平会倾向对法律资源掌握的优势一方，而弱势一方则是有口说不出，有理讲不明。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法官为了促使当事人尽快达成调解协议，提高办案效率，并没有顾及到弱势一方。而我国调解制度并没有对此现状作出相关原则性或者技术性处理，比如可以规定调解法官的法律释明义务等等，尽可能缩小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资源的差距，使当事人的博弈力量在法律资源掌握层面达到平衡。

　　3、对违反调解协议的法律规定。在我国调解制度中，对于调解协议生效方式明确规定了当事人的“反悔权”，“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该及时判决”，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处分自身权利与义务达成的合意，是一种契约，按照法律、司法惯例及民商事习惯，契约自当事人达成合意时生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法律、法规对合意生效例外情况是出于保护处于更高层面的价值位阶考虑。比如，在国际法领域，会赋予特定人民事豁免权。而在我国的调解制度领域，当事人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应该予以平等的保护，“反悔权”对违约方的特别保护，一方面违背了民事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另一方面这是对当事人博弈结果的否定，这种不平等保护意味着博弈力量的不平衡，这种失衡的保护赋予了违约方摧毁对方博弈的力量的权利，这种博弈力量的分配明显对守约方当事人是不平等的，也是不公平的。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日益凸显，触点多、燃点低，调解制度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手段，对化解当事人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的调解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只有坚持以当事人博弈力量为调解主导力量的原则，积极发挥法院的引导作用，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调解制度，才能使调解参与人之间相互协调、相互制约，使调解到达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作者单位：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